在某个市，修建了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虽然不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但建设标准很高，当时设计时速是80公里。这条路投入使用以后，成为当地车流要道。由于路好，在车少的时段，许多司机一踩油门，开到100公里，结果出了几起车祸。事故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就让交警严管。交警配了几套手提式录像机、测速仪，开始上路罚款。罚了一段时间，超速现象明显地减少了。
但是通过罚款，交警部门尝到了甜头。这些罚款，按比例返还留成，改善了交警待遇。有些人就希望维持一定罚款量。实际上，当年交警经费没有保障，相当大的一块缺口，就是靠的罚款。有些地区的交警还下达年度月度罚款任务。近几年，国家财政宽裕，这个问题很少了，但十年前全国各地很普遍。
他们的办法，是汇同有关部门，把限速从80公里降为60公里。会开车的人都知道，在又宽又平的公路上，很容易超过60公里。这样，交警的“猎物”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不用为了罚一笔款在寒风中等半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交警又想出个更好的办法，他们以从前的车祸为例，收集材料，请媒体搞安全宣讲周，努力造势。在此基础上，作为保障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条公路的十几个重要路段，包括平交道口、下坡、急弯等路段，限速改成了30公里。大家知道，你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速度差不多就是30公里。再加上，路边限速标志不明显，不提前，司机们不可能随时把速度降下来。这他妈的太考验变速箱了。此招一出，几乎所有车辆都成了交警的“猎物”，他想什么时候去罚就什么时候去，想罚哪个就罚哪个，你基本没的跑。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不起，是交警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司机们怨声载道，投诉无门。许多车辆宁可绕远，走别的县。一次偶然，交警痛罚了一辆外地车，车上的人是市领导费尽心思请来的投资商。此事因此被市领导重视，迅速得到纠正。
这个事情，使我久久深思！
我联系其它的许多事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改革逐步完善制度，是很难的。相反，制度越不合理（比如限速30公里），社会公众越需要求助于执法者，以寻求合理性。这样，执法者的寻租和谋利的机会就越多。中国立法机关虽然是各级人大，但实际工作中，多数法规还是由部门来制定，有的需要人大通过，有的由部门直接下发执行即可。这样，就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制度的逆向演进。不是越来越合理，而是越来越荒唐。不是越来越正常，而是越来越扭曲。不是越来越促进社会发展，而是越来越影响社会发展。唯有如此，才最符合该部门的利益。
可悲的是，我们有许多监督部门和措施。例如监察、纪检、信访、市长热线、媒体等，司机们也进行了反映，但没有效果，这说明，目前这套权力制衡机制，至少得说，效果不佳。更有甚者，既得利益者还在会利用机会，宣传和肯定其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利用车祸宣传限速的必要性。
那么，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既得利益圈子会怎么发展呢？我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真实的例子。
某个机构，叫A部，承担着某个行业的行业主管职能。这个行业的机器，需要定期鉴定，以保正常运行。这个鉴定市场可以放开，只要有合法资质的公私机构，都可以开展这项业务。你鉴定结果不对，出了问题，追你的法律责任是行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当这样做。但是，A部自己设立一个机构，叫B中心，作为自己的下级单位，来负责这项工作。A部负责这个行业企业审批，他们把B中心的鉴定报告列为必需的送审材料之一。
这样，企业不先通过B中心的鉴定，就不可能获得A部的审批。实质上，是A部把自己的政府权力转给B中心，通过鉴定业务收费，汲取社会财富。此事一成，市场上开展同类鉴定的私营企业，一单业务都拿不到，全部垮死。而企业不再是顾客，不再有市场讨价权，反而要跑去请求B中心签定，否则，你不能审批啊！
这种权力利益格局的成长性如何？B中心成立时有5个人，六年以后，发展到300多人。这些人不全是业务人员，因为B中心有了行政权力，可以坐而收钱，就成了“好单位”，各种关系人情纷至而来，A部许多家属子女也安插进来，许多与业务无关的人都挤了进来。不懂业务的人比懂业务的还多。那么，这些人能干什么呢？因人设岗，工青妇群团，一应俱全，许多人坐在办公室喝茶。至此，B中心彻底行政化了。虽然它不在国家的行政序列和事业序列之中。以后即使有人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死题，成了无解。因为如何都是业务人员，还可以进行企业化改造，把它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泛行政化，成为一个衙门，那么进行企业化改造，它也活不出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导致社会泛行政化。权力不断越过边界，侵蚀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这种权力，又形成了利益格局。利益侵蚀会使改革趋于保守。不受制约的利益格局，膨胀速度比病毒还要惊人。当体制扭曲、机构膨胀、积重难返时，社会利益集团就会出现固化和世袭化倾向。这时，治乱循环就难以避免。
待续
（217）大道无为
对“逆向演进2”这一贴的回贴很多，谢谢各位的高见。有兄弟回贴认为，这些现象是“法制不够”所致。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再商榷几句。
前面，我已经谈到这个观点：历史上，先有制衡能力，后形成制衡体制，体制反过来又加固了制衡能力。文丨革丨中砸烂了公检法，造成中国法制建设的倒退。如果说改革之初，许多问题是法制不健全所致，这还说的通。然而，经过三十年法制建设，中国目前根本就不缺法制，问题在于，对权力缺乏监督，“法制”不能真正形成“法治”。多年以前就有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个顺口溜把我的意思体现到位了。
司法腐败是最致命的腐败。社会有什么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政府。政府有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司法，甚至通过行政诉讼告政府。司法乃是社会中最后一个说理的地方。前几年，短短不到一年，新闻媒体频繁报道了几起针对司法机关的恶性案件，四川、甘肃发生了有人自带凶器和丨炸丨药，到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同归于尽的事件。好像湖南也有。上海杨佳袭警案，大家更为清楚。这说明，如果司法腐败不公，人就绝望了，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权力制乏制衡，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把健全的法制变得不健全，合理的法制变得不合理。比如我上贴提到的，公路限速从80公里到60公里再到30公里。这就是“逆向演进”。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我可能是受了“负增长”等天才词汇的启发。逆向演进，说白了，就是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倒退。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上一贴的主旨所在。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聊！
兄弟们不要看到本段标题“大道无为”，就认为我要在历史中去为现实寻找解药。不是的。我坚信，出路在未来，而不在历史。若在历史，秦汉以来两千年，古人早就找到了，也不会拖到今天了。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看看祖先对权力制衡有过哪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