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时，我以善长码字而闻名。经常帮兄弟修改情书，把女孩感动得稀里哗啦。有一次，我喝多了，帮兄弟改信，有一句话是“我发誓我是无辜的”，不留神把“辜”写错了。成了“我发誓我是无睾的！”这位兄弟也不长脑子，虔诚地一笔一画腾写一遍，就寄出去了，结果……现在回想，我还觉得对不起他。
扯远了。这帮子兄弟中，后来有一个人分配到人事部门工作。有次，他执笔，负责起草一个干部测评改革的课题。他又想起我，经常跑来找我帮他码字。我为此熬了不少夜，挣了不少酒。我原以为一人一票是最公平最合理的。通过那次代人捉刀，我对一人一票的决策质量问题产生了新思考。
下面，我结合这个课题，聊聊C项：决策质量问题。
举一个例子。许多单位对干部都有年终测评。全体职工，年底在礼堂一座，一人一票，无计名，投完就可以聚餐去了。课题的调查显示，投票结果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有很多人是这样投票的：测评票一发下来，上面印着一排名字。你跟谁有仇，先把他找出来，划个叉叉。对其余的人，全都划满意。无怨无仇，何苦跟人过不去？于是乎，有的干部刚调来上班两天，谁都不认识，赶上年底民主测评，结果满意率高居榜首。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或岗位，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了解率”。比如，在发改委内部搞民主测评，如果你是财务处长，是综合部门，各部门都要找你支款和报账，了解率应该比较高。如果你是轻工业投资项目一处的处长，是业务部门，口子很窄，全单位的人对你的了解率相对就低一些。当然，同样岗位，也会因人而异。比如你虽然在口窄的岗位上，但你已在本单位呆了三十年，了解率也会高。
所以，我在课题报告中提出改革建议是：在满意、不满意之外，再加一个“不了解”选项，提醒投票者如实填写。然后，把测评结果分两步，先看“了解率”，若正常，在了解者的范围内再看“满意率”。
课题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两项工作创新，第一项是，让被测评者定期向投票者诉职。第二项是，扩大投票者范围。把被测评者直接管理的企业代表请来，来给他投票。我哥们想把这两项创新写成一个章节，但内容风马牛，整合不起来。他又跑来找我商量。我这样分析：想要让投票的结果可靠，必须让投票者了解情况才行，什么都不了解，那不是胡乱投吗？这两项创新，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是让那些既定的投票者中不了解情况的人，变得了解情况。第二项，是把那些最了解情况、但不在投票范围的人，纳入投票者范围。所以，我向哥们建议章节标题为：“让知情者投票，让投票者知情——双管齐下提高民主测评有效性”。
我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熟人范围的民主测评，想要提高投票的质量，都这么困难，那么，在一个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社会中，要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某种问题，其决策质量不如实行代议制——如果这个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比较合理的话。
我曾调阅过某个欧洲国家近十年来的全民公决的议题。我个人感到，90%都是不该拿来公决的。因为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相关性又不强。比如修一个灌溉工程。应该在广泛征求相关地区群众和社会团体意见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开一个会来决策。
通过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一些知名度极高、但从政经验为零的影视体育明星，高票当选为政府首长。一些政治投机家也在利于公众心理捞取选票。特别是在那些刚刚实行多元化的国家，社会公众政治上也不成熟，这时，如果哪个政客利于民族矛盾，挑动大民族主义情绪，就很可能捞到大量选票，但这种做法明显是在玩火，对国家和谐后患无穷。
待续
（213）普选之困3
探讨西方制度的第四个缺点，D项：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西方的古典政治都是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的，不是粪粪主义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高度关注群众诉求，高度强调普通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大众福利作为重要执政目标。我觉得，这不用多费话解释，兄弟们也都能理解，一个社会，只要实行“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制度，通过一轮一轮的投票，不断选择和淘汰，民粹主义肯定会逐步取代精英主义，这个大方向没问题，就是时间快慢问题。
我感觉，近二十年，西方民粹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了。比如戈尔和小布什对决。美国人一看，戈尔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感到很不放心。前面有教训，克林顿就是才华横溢，绝对大精英一个，结果当了总统不务正业，整天拿着白宫当炮房。小布什就令人放心，傻乎乎的，像一个加油站的伙计。选他吧。其实，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出自名门名校的精英，但许多人宁愿选小布什，因为他至少看上去更平民化一些。
民粹主义导致欧美社会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高福利之下，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但没有人敢削，谁削福利，相当于不想在政坛上混了。还总有人嚷着增加福利来拉选票。上台再一兑现，政府的福利开支更大。麻烦的是，高福利在增加政府开支的同时，还在降低政府收入。因为人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从摇蓝到坟墓，都由政府包管完了，人就真正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是好，却没有工作和创业的动力了。有人说，能到德国当难民，不到中国当乡长。你到欧洲去看看，那些人，闲得啊，只要太阳一出来，草坪上都是晒太阳的人，一片一片的人，脱了，躺着，趴着，像一大群晒太阳的海豹。当年印度洋海啸冲上泰国普吉岛，欧洲人死伤极惨，都是闲得不行了，跑到亚洲晒太阳的。
就这样，福利又高，干活又少，钱不够了，去借啊。如果换了越南、朝鲜，一个子都借不到，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但欧美不一样。美元是世界货币，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欧美国家都是世界发达国家，国家信用顶瓜瓜，可大量发行债券。如果实在不行，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中，纽约和伦敦两个在欧美，他们的金融机构和人才都不缺，创新出一大堆金融衍生产品，用一套一套的金融术语和无数英文缩写，把全世界呼悠的眼直。其实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骗钱加借钱。总之，现在很风光的美债和欧债，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在欧洲国家，最近三十年，除了普及了一些电子产品，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经济增长率也很低，还经常负增长一下。有人说，这是因为欧美社会已经达到极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人均GDP很高。在这个基数再向上发展，相当于总书记升官，很难了。欧美低增长是正常现象。
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大一统两千年，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生产力水平都是徘徊不前的，当时的人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人类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当西方这套制度、这套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后，就带来了社会的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套制度的能量已经释放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间，这套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但是，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极限。它不断自我完善，到最后达到近乎完美的时候，也就释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能量。然后，它不可能再有更多能量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制度，就是这样发展演变的。
西方这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力制衡。虽然这种国家仍然可能因外部因素、偶然因素而陷入动乱，但它毕竟从制度上避免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这就为社会经济提供了长期持续前进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二百多年的平稳发展。同时，权力制衡所形成的权力边界和利益边界，为个人财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空前解放。这就是西方制度的能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