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出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第三种命运：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学校划片招生按户口，他的孩子无法到城市上学。中国城市廉租房是近几年才有的。此前二十多年农民工都住集体宿舍。工资很低，没有钱租房。有的丨警丨察巡夜，在公园长椅上抓到**的，抓回去一问是两口子。打工都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办法。中国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去享受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质量不高，学业无成。等第一代农民工老了，由于没有住房和社保，不能融入城市，只有回农村度晚年。此时，他的儿子——第二代农民工又打工去了。
待续
（第173）城市误区
城市化这个事儿，按说没什么可争议的。偏偏在中国争议很多。咱们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在城市化问题上，经常可以看到反例。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篇报道，幸灾乐祸，说泰国曼谷堵车成灾，民不聊生！再配几张图，比如抱着方向盘睡着的司机，以证明盲目发展大城市的无比危害。直到后来北京上海也堵上了，我们才发现当年咱们不堵车，并不是因为比人家先进，而是因为没人家先进。但是，有些人又滚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有位名人老兄，多次含着深情的泪为北京堵车而振臂欢呼：“中国终于发达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其实不堵车的发达国家多了，新加坡交通就挺顺溜，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好的方面呢？
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路，八十年代体现为：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城市，积极大力发展小城镇。这写进了《规划法》。这个思路毛病比较大，下面要谈。九十年代以来政策有调整，体现在三方面：1、出现了发展城市带、发展城镇体系的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明显提高，不再把城市看成一个一个孤立的点了。2、对大城市限制有所放松，改为合理发展大中城市。这是对的，但配套法规的跟进不是太理想。3、仍然坚持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始终没跳出八十年代的那个框框。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误区。虽然有些观点仍然被写在法规和文件里。
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浪费土地和资源。
城市扩张，吞噬周边农田，这是事实。许多砖家认为，中国人均能源、矿产、土地、淡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七成或者更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超过承受能力。
这个观点，心理很阴暗。它有一个没好意思明说的前提，就是：让几亿农村人继续过原始简单生活。唯有如此，农村人均资源消耗才会低于城市。如果住在农村的人都达到城市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准，那人均资源消耗反而高于城市，城市才是节约的。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有的农村甚至没通电。农业生产靠人力、畜力。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乡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那个说好，自己搬家去。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基本人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上千万农村青年，宁可在城市漂着，当无业游民，也不愿回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放眼世界，美国消耗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却横加指责中国“消耗资源”，就是这种混帐心态。而我们内部，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美好生活，让另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继续过原始而简单的生活，这种政策注定不得人心。
至于土地，城市承载量也远远大于乡镇和农村。每平方公里居民量，特大城市为2万以上，中小城市为1万以上，而农村建设用地，人口承载量约为2000至3000人。（这算高的）。换句话说，城市单位面积的居民承载量是农村的四到六倍。如果在农村人口进城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土地整理和村庄归并，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污染环境。
与上个问题一样，农村低污染，是以简单原始生活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制造的环境污染将远远大于城市，因为城市是点源污染，而农村是面源污染，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难度远远大于城市，处理成本将远远高于城市。
以生活污水为例。一座50万人的城市，面积约为40平方公里，只要建设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收集率很容易达到90%以上，再建设两座中型污水处理厂即可以解决。如果这50万人在农村，情况会怎样？在平原地区，他们将分布在1000平方公里上的500个村庄（1000人/村）；在丘陵和山区，他们将分布在3000平方公里上的1000个村庄（500人/村）。对这些分散村庄产生的污水，有效收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达到50%收集率，也将付出惊人成本，政府财力难以承担。
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村污水放任自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也已经是社会难题，“垃圾围村”现象比比皆是。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生活的大背景下，环境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如果继续让7亿人口分散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生活，才真是一场环境灾难。
待续
（第174）小城镇
“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热点词。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城市化政策中对大城市的观点有转变，但对小城镇一直痴情不改，逢会必讲，完全不顾现实中，小城镇建设有多么的荒唐。
我曾参观过一个冷冷清清的“示范小城镇”。这个城镇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没人来经营和居住。政府因举债搞示范建设，整天被债主围堵，镇长看见建筑包工头，就像老鼠看见猫，能躲就躲，实在没有钱给他。
我问当地居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气？”他们回答得很直接：“因为没的钱赚嘛。”这个小镇之所以存在，经济支柱有两个：第一个支柱是商业，它是周边十几个村庄的物资集散地，农民每月有几天来此赶集，出售农产品，因此聚集了一些商户。第二个支柱是乡政府驻地，有一批公务人员和公务消费，也带动了一些商户。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发展支撑条件了。
可见，小城镇的繁荣是有条件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小城镇，在交通、通讯、环保、物流、信息等各方面的成本肯定高于大城市，不具备与大城市进行投资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提供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投资新建的街区和市场，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商户和居民，“示范”只是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中国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结果以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面倒闭、农民工大潮兴起而告终。但是，有趣的是，乡镇企业破产了，小城镇建设却没有破产。每年，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花巨资大搞示范乡镇。结果小城镇建设举债累累，一些城镇建好的新街上，冷冷清清，人迹皆无，到处都是荒草。
如果一言说破，这个思维定势，实际上根子就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就业困难，摧生了两次规模空间的逆城市化，使政府在骨子里有了这个一个基因：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就业出了问题，那家伙，很不好办。小城镇建设看上去似乎很美。看上去，它是一个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策略。人们离土不离乡，到离十里的小镇上去打工和生活，万一哪天闹个经济危机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就近回家，再去种地就是了。也用不着再费劲组织什么“上山下乡”了。岂不美哉！于是，有人宣扬，小城镇能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能解决大城市拥堵，也不存在污染的问题，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却无视小城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当今中国，不仅孤立的小城镇不好生存，就是孤立的小城市，都不好生存。西部许多县城，至少一半，都属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几万人的城市内，住着几千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人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然后，某个公务员早上出门，掏出财政发的工资，花5块钱吃了一碗面条，花5块钱理了个发。当天，买面条的人又花5块钱理了个发，理发匠又花5块钱吃了碗面条。这就是所谓的消费的乘数效应，呵呵。就这样，凭着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消费，一个城市在维持着运转。若不幸撤县，那么这个城市非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