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版地图上看，陶乐县的版图狭长，像是一根擀面杖。在这儿，黄河流过青铜峡，滚滚北上，直奔河套。宁夏和内蒙古以黄河划界。河东是内蒙古，是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河西是宁夏，是盛产大米和枸杞的“塞上江南”银川平原。但是，陶乐县偏偏很奇怪地位于黄河以东，紧贴着黄河，切出了南北狭长的一条。这个县的形成很有趣。原因是，黄河不是一条老实的河，河道喜欢滚来滚去。有一年（我没去考证是哪年），黄河向西一改道不要紧，把河西原来属于宁夏的一片河滩地甩到河东去了。
为了抢这块地，1929年宁夏省设置了陶乐设治局。“设治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县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河东方面当时叫绥远省，表示严重的不同意，双方就争起来了。绥远即使也设置了沃野设治局。沃野是汉武帝在这里设的古县名，后为北魏六镇之一。绥远这是引经据典、志在必得啊。两省请南京政府裁决。当时各省军阀都有军队，经常没事找事打一仗，两个省能这么有修养真不容易。估计是想到，那片河滩收的公粮还不够炮弹钱，而且没准哪天黄河再滚一下，所以双方决定整一把文明的。南京裁定：宁夏赢。1941年，正式设立陶乐县。
长话短说，这个县吧，先天不足，后天没补上。面积太小，九百平方公里，宁夏倒数第一。人口太少，解放后扶贫开发时，又从西海固移民过来些人，加起来总人口也只有3万，相当于外地一个乡镇。而县财政的供养人口高达2300人。所以撤县有必要。当然争议很大。如果我是2300人之一，我也举双手双脚反对撤县。不去争论这事了，看看对县城的影响吧。
摘录《新京报》当年的一段文章——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县城最大百货商店老板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当地最大的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成了一座座空楼。
这个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型城市。当行政区划撤销后，城市完全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建国以后，河南、山东等省进行过并县。撤县之后县城，虽然都是千年历史的城市，但因失去资源而迅速衰落。现在，都只是小镇而已，倘若不是将乡镇政府设立于此，这种城镇规模都难以维持。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省化林县。这个县在清代设立，县城位于川藏路上，地当要冲，繁盛一时。民国时，并入泸定县，城市迅速衰落。1939年地理学家任乃强考察此地，发现城里仍有大量古迹和寺庙。他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余为化林行将死灭，故特搜罗其碑铭，考订其故事，记叙其景物，绘制图谱，以备他日志史者用之。”任先生的看法完全正确，这个城镇确实“行将死灭”。建国后乡政府也被撤销。最近，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沿深山小道来到这里，已是几十人的小山村，除了一块石碑，昔日古迹荡然无存。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出现过佛山、盛泽、景德镇等纯工商业城镇，但99%以上的城市是政治型城市。当其政治使命终结，随即无奈地衰落。
直到清末的二十世纪初，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入，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城市才在中国崛起，即非政治型城市。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上海县的县城是个行政型城市。但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工商业的中心。非行政型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原属于河北正定县的石家庄，原属于河北临榆县的秦皇岛，原属于辽宁金县的大连，原属于山东即墨县的青岛，原属于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原属于江苏东海县的连云港，原属于河北滦县和丰润县的唐山，原属于湖南湘潭县的株洲等等。
这种非政治型城市，多数是崛起在前、设置行政机构在后。从而颠覆了历史一贯的先设立行政区划、然后选址筑城的模式。这些城市，即使行政区划调整和撤销，以其交通地位和工商业基础，仍然能够继续繁荣发展。
待续
（第171）三种命运
谢谢看得起我，前面有几个兄弟提出问题，希望交流。下面应该会涉及，出于行文考虑，我还是继续往下写吧，写到再聊。可能是祖国历史太有趣，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又写回历史去了，真是“拣取花枝屡回顾”啊！好，我们从历史上走出来，聊聊当代中国的城市化。
胡总教导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所以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人转的。人的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内涵有三。一是从业方式城市化。二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三是思维方式城市化。总之，城市化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社会人主观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不起，这话拗口，看哲学书给害的）。
前两年有一个新闻。说山东有个富翁，在北京搞房地产挣了钱，想给老家村子办点好事。他出手大方，掏了两三千万元，把村里的老房子一推，为每户乡亲盖了一栋小洋楼。全免费哈！老子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摊上个这样的老乡啊？有趣的是，搬进小洋楼的乡亲们意见不小。比如，猪没有地方养。如果养在老院子，又离得太远，被偷了怎么办。又比如，农用小推车、粪叉子之类，在小洋楼里找不到地方撂。总之，不习惯啊。
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他妈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丨访丨闹事。理由五花八门。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如果回顾一下国外的城市化发展史，各国情况不一样，千差万别。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两种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命运。
一是好的城市化。美国、日本等国家，这种例子就比较多。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肯定工资不高。政府在廉租住房、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他的家庭进入城市，住在廉租社区里。房子很小，全家人挤在一起，生活水平不高，但享受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能在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穷人孩子懂事早，成绩优秀。在政府助学金、奖学金帮助下，考入名校，毕业后成为白领，步入中产阶级。这时，孩子购买新房，全家搬出廉租区。经过一代人的艰苦，从第二代开始这家人融入城市。
二是坏的城市化。在拉美印度这种例子比较多。第一代农民，由于农村破产，携家进城打工。政府没有廉租住房，全家住贫民窟，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都很差。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又没有资助。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就跟着一帮坏小子四处晃荡，一直没固定工作。第一代农民退休以后，拿着微薄退休金，继续住在贫民窟。还要为孩子的事情烦心不已。而更多的农民还正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挤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