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儿，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回避矛盾，先拖着。这么拖、拖、拖，一直拖到1998年朱老板当了总理，他发现这时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可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国际上闹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来。更糟的是，这时企业资产已经被搞光了，不管是亏损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为发工资变卖掉的也好，被贪污掉的也好，总之反正是资产没有了。有的企业资产还是负的，因为资不抵债，就搞债转股。银行叫苦不迭，放贷放成股东了，只好盼着国家来剥离。但是，能挤进债转股盘子的幸运企业能有几个？多数企业活不出来，又死不掉，安置职工，钱从何来呀？
不改不行，改又没法改，这真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国企脱困那几年，全国各地，被职工包围频率最高的领导，就是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县上干这个夯活，成天给上丨访丨职工解释政策，被啐在脸上，就跑到卫生间洗洗，再跑出来接着解释。当时干部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业！”一些经济人士也报怨改晚了，有人还报怨说，要是老朱早当五年总理就好了。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如果提前推开，也许根本改不动。
在90年代初期，实际上国内也有过产权改革，特别是山东诸城的“陈卖光”。但是，从全国整体而言，把竞争领域的国企（主要是地方国企）卖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极大。虽说这个时候卖掉，卖出来的钱可以安置职工，对职工更有好处，但职工并不买账。因为只要还有饭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许多职工根本不愿意接受改革，特别是不愿失去国企职工身份。他们势必产生强烈反弹。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的事实：企业条件越好的，越能开出较高补偿条件的，反而越改不动。企业条件越差的，越不能给出任何补偿的，反而越容易改。《朱容基讲话实录》中说，2002年石油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是16万元。结果改出了乱子。相反，我在西部某地曾目睹过一次县属企业的散伙。当时，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散，已经停产多年，职工没有领到过任何生活费。最终县里研究决定，为他们解决以前拖欠的养老保险，之后的要自己续交，另外每人补偿三四千元，就撤底了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话，开了会，领了钱，大家一起到街上吃了顿面条，男人在抽烟，有的女人在抹泪，吃完各自走人。长期停产本身最有说服力，人们已经不报希望，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
前面提到的那个管工业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争论改革的问题。他突然问我：“如果绳子上的死疙瘩解不开，你怎么办？”我说：“用剪刀！”他摇头：“你用剪刀，把绳子弄断了，你能负责吗？上面谁敢批准你用剪刀？”我说：“哪怎么办？”他说：“你可以不去管它，过几年绳子沤烂了，疙瘩自然就不存在了。”
中国的改革很复杂。许多问题，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另一回事。让时间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可行解。所以，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模式，我不喜欢，因为它肯定不是最优解，但在操作层面上，有时候它也许是唯一的可行解。
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待续
（第114）
我这个人平时说话，总喜欢用“中国”、“人类”、“世界”、“文化”、“社会”等名词为主语进行造句。有个哥们警告我说，你站得太高小心容易遭雷击！我告诉他，我认为，遭雷击的表面原因是站得太高，根本原因是站得还不够高——你站在所有云层之上，永远不会遭雷击！他当场被我的诡辩给雷闷了哈。
这几个贴子，我试图在站在云层之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然后再以此为背景，探讨方方面面的具体的内容。
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不仅是在国企方面，在许多领域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模式，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大家求稳怕变。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来教育，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工作，大家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
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到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改革的违规性。一个是改革的短期性。这两个问题都好理解，我就简单说说。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东。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大家可以看看，30年历史上，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接着说改革的短期性。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197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是80年代、90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2000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
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这时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适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政府才怪。
待续
（第125）
今天跟老家通电话，北方正交取暖费呢，可新加坡依然是30多度，热得我头晕脑涨，都不想写贴了。唉，如果仅考虑气候，我觉得驻俄罗斯都比驻新加坡好受一些！
前面，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不知道兄弟们同意否？（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每条改革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
前面提到了这个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
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一个问题，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