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是改革的开山祖，他的理论是解决为什么要改革、怎么看待改革、怎么搞改革、改革的奋斗目标的问题。江泽民面临国际上苏东解体，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复杂局面，他的理论是回答执政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胡总上台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也叫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内容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有些内容还比较糊涂，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理论加到一块，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了。（这些理论都很有料，以后涉及具体问题时再聊吧。）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向何方”的问题，确实没有解。这个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解，而不是一般的解。你说“和平崛起”，你说“战略三步走”，你说“全面小康社会”，你说“和谐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实践水平的问题。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13亿人的全面崛起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变，不可预知因素实在太多了。在中国崛起以后，已主导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地位将如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如何调整？人类使用能源的模式如何改变？亚太安全体系如何重建？中华文明如何处理同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目前这些问题都无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一个文明若能崛起，必有一个坚实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和伦理纲常，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价值的凝聚力、感召力、说服力，构成了一个文明崛起过程中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我相信，中国如果崛起，肯定是有价值、有信仰的崛起，而不会是一种缺德的崛起。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明确了，其它问题也许就容易解决一些了。有的中国学者希望复兴传统价值体系，有的西方政治家希望中国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其实，两者都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到民间，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但这确实需要时间。

价值体系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建就建的。人类发展了几千年，成套的价值体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而已。文化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个漫长过程。例如，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带来了儒学第二次大发展，从而确立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系统回应。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宋朝，距离佛教传入的汉朝，已经一千年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1840年受到严重挑战后，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到位呢？不知道。总之，我没有结论。留给大家去思考吧。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等了一千年。

待续

（第122）

十年前，北京，黑夜，寒冬腊月，冷。当时，我缩着脖子，一溜小跑，穿过一个大杂院。院里有两棵国槐，树之间横绑着一根竹竿，晾着几双长筒袜。袜子从竿上垂下来，冻得梆梆硬。我一头撞了上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多年以后，每当遇到逆境，我就摸着脑袋自我勉励：他妈妈的，只要被环境逼到那个份上，连袜子都能产生战斗力，更何况人乎？

昨天发了四个贴子（第118至121），我是想要说明，中国近三十年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把“怎么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无解。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另一个大背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换一句话说，是救火式的改革，是逼上梁山式的改革，是被问题踹着屁古往前走的改革，是再不改革就要出乱子的改革。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前和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一些走势进行预判。

可能有兄弟不同意这个观点，下面，我展开论述。

在邓的时代，改革肯定是逼出来的，这个不用论证。整体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除球籍的危险”；农业上，小岗村的农民分地单干，那是立了生死状的；工业上，引进外资搞开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到了江的时代，改革仍是逼出来的。不仅是国内在逼，更主要的是国际上在逼我们。十三年间，中国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决定很难很难。中国犹豫了三年。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两口子被毙了。这对于中国决策层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时，无数的外国专家和名人，都在热心地帮中国读秒：“一、二、三，崩溃！一、二、三，崩溃！！”（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在许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来，当然改革搞了十来年，确实进退两难，关起门退回去肯定等死，继续改下去很有可能找死。所以当年小平南巡，是很震撼的，有点像武侠电影里面的场面：几个兄弟被一大群敌人包围在破庙里，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索性拔刀踹开门杀了出去。这个勇气可嘉。2002年，当时的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评价了一句：“此前十三年堪称盛世。”这也算是迎难而上的历史回报吧，富贵险中求，繁荣和发展也要险中求啊。

近年来，主要是2000年以后，许多专家整天在强调说，现在到了深水区啊，现在可摸不着石头啊，要整体推进啊，要“顶层设计”啊。但是，很遗憾，据我观察，一部分改革工作内容有所谋划的，但在主流上，仍然处在问题驱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见于高层讲话，是在2004年。科学发展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一些。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负面事件。集中在国企下岗、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污染、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方面。这些年，国内报纸天天都有，央视也在不断曝光，最近全国还在围剿地沟油呢，我就不再多说了。

近日出版的《朱容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老板对当时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大庆油田因分流富余人员而引发的上丨访丨事件。大家知道，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工人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当时这类事件势必引起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后来，在和谐社会理论中，围绕谁来承担改革成本、谁来享受改革成果的内容，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这是中央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回答。

待续

（第113）

中国人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被逼到份上以后，智力和能力都是超级厉害，让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咱们也有一个突出缺点，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不是全部时候），理论上可以避免被逼的，可偏要让自己落到被逼，然后再去创造奇迹，华丽丽地纵身跳过墙头。

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时我对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意见大了去了。当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92年以后的那几年。那几年里，思想理论上，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导向；现实中，国内许多行业的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企业日子还比较好过。如果当时开始推行产权改制，许多国企的资产，变现以后足以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