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凭空胡想的。实际上韩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重工业虽是私人股份制，但确实是国家扶持的结果，而轻工业和城市工商业一直在同步发展，拉动就业，保障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汉城现有规模一千多万人口，成为世界著名大城市。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压了经济活力，造成城镇就业下降。这迫使3000万以上城镇人口（多数是青年人）流向农村，城镇化停滞不前，城镇消费市场长期不振。消费不振又使轻工业不振，对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旺。这样，重工业又没有市场拉动，只好靠国家订单过日子。大量城镇劳动力下乡，问题不只是偷老乡几只鸡那么简单。他们把农村劳动力都堵在了乡下。中国农村本来就人满为患，现在又缺乏城市拉动，还要给工业输血，想要发展，非常困难。为了防止这种困境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又利用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壁垒，这种二元结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掉。
总之，中国挨到1979年，情况真的很糟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感到积重难返。用小平的原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经常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局面归咎给四人帮和文革。其实，这不是政治运动直接造成的，而是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的形成也算是个系统工程。
三十年积累的沉疴，需要一场真正的改革来破解。
待续
（第110）
领导出差了，我暂时解放。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继续哈！
在前面贴子里，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城镇就业不足，以致形成“逆城镇化”，为了避免回流，和避免农民工进城就业竞争，中国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有个兄弟回复说：“关于轻重工业相互作用和户口制度的形成因素，令我大明。”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贴，免得误导。
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了一套严苛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改革掉。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
我注意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存在类似制度，以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在苏联，不叫户籍制，他们好像叫什么“身份证制度”。大体上，也是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人口流动，你丫乱跑，到别的地方买不到面包。毛子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再加上战争伤亡，全国劳动力总体不足，但它同样要限制人口流动而不是鼓励人口流动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我据此认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来保护当地就业，但就业问题不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到，中国和苏联当年都选择了汲取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农民必然是发展成本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是经济上的吃亏者。这个账，你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那么，如果存在流动的可能，农民会设法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把自己可爱的劳动力配置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行业中去。而政府呢，要让农民继续蹲在吃亏的地方，要么调整战略，要么就得采取措施限制流动。否则农民跑了，农业势必稳定不住，国家战略就要受影响。
所以，不管劳动力富余的中国也好，劳动力不足的苏联也好，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虽然专家从不同角度考虑，可以提出户籍制度的诸多原因，比如保甲制度的历史遗留原因。但我认为，上面这一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记得有专家批评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腿，他认为1980年代初就该先拿户籍制开刀推进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就会认识到：这个专家“马后跑”的观点不是太对。因为户籍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拖后腿的，不是单纯的哪个害了哪个。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只有废除农业税、实现工业反哺、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之后，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就是说，目前，户籍制度彻底瓦解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中，而1980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
户籍制度害人，户籍观念更害人。即使在户籍制度日益瓦解的今天，许多政策上，仍然可以看到户籍观念的残余，有些残余几乎是潜在的，不显山不露水。举个例子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人口不能随意迁徒”几乎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政府）的思维定式，“村村通”政策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反映。
有的小山村，就百把号人，生活在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区，还破坏环境。你搞电网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信村村通等，修公路、建基站、架电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维护运行的费用。从经济上讲，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你为了政治需要和社会效益，暂时夯一笔钱搞通了，也无力长期维持下去，过几年又不通了。
这种工作思路的根源就是户籍观念，先入为主，把人看成是围棋子，生在哪里就不能再动弹。为了村村通，中国可没少花冤枉钱。直到1990年代末，才结合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逐步推开了开发式扶贫式移民的思路。往有人的地方修路，往有路的地方搬人，两个手段并举。
待续
（第111）
前面，我简述了1949年至1979年（以下简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
总体而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扎实基础。同时，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栽过很大的跟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个沉重的代价为全体中国人所共担，其中，农民承担了最为沉重的部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楼的全体楼民兄弟，向无比淳朴、无比坚韧、无比伟大的中国农民敬个礼！
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史，是一个国家领土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的“天下之国”。所以，统一，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无论是迫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文化心理的需要。
上中学时，读到过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当时不是现在书店里卖的这种全译本，当时只出版了后半部分，书名叫《毛泽东的后半生》。书中评价道：后代中国人会将毛泽东视为统一中国（大陆）的巨人。中国曾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在他的统治下，从黑龙江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小学校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反正大意就是这样的吧，原文我记不准确了。
做为一个民族，一求生存，二求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一直苦苦图存，虽流血漂橹，抛头无数，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列强步步紧逼，特别是1900年和1937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应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大陆，中华民族才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此后，虽然屡有纷争，但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觊觎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对毛泽东给予怎样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
1949年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条件很重要，它使中国政府有能力制定政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无需看别人脸色，无需受别人干扰。这一点上，新中国政府明显优于民国政府，也明显优于现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政府。本贴以前探讨重工业框架时曾谈到过一些，以后在探讨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时还会谈到中日韩三国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