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在想，他这种人生状态，如果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他的生命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精神支柱了啊。几年后，我遇到在当地政府工作一个朋友，向他打听这个老头的情况。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这个朋友就气得不行。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帮那个老头把历史问题解决了，住房补助和社会保障落实了，结果，这家伙现在仍在上丨访丨。我问为什么？朋友愤愤说，那老头由于长期从业经验，是个信访专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部门、职能、人员、电话，全都门儿清。他现在帮助别人上丨访丨。景区有导游，商场有导购，他算是个导访。他不要钱，跟着别人跑事时，管吃管住管抽烟就行了。

潮起潮落，人生沉浮。中国的国运，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命运之总和。对于历史，我有时无话可评，只希望类似悲剧永不再发生。

待续

（一百零八）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逆城市化”现象的第二个运动，是“上山下乡”。虽然知青这个提法出现于五十年代，但真正形成大潮，是在1968年至1980年之间，总人数估计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了我的老爸。也有人估计的更多。

六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日益僵化，中国城镇就业问题一步一步严峻。文丨革丨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了，还有文丨革丨十年没有高考、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的政治原因。红卫兵是文丨革丨急先锋，独领一时风*。但文丨革丨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全国形势失控，文攻武斗遍地开花，人民群众厌恶之极。到1968年，“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毛主席还给工宣队送了几箱芒果，几个芒果定了乾坤，确立了工人作为文丨革丨主力的地位（所以后来工人代表王洪文迅速起家），小毛孩子们全面让位。

这么多的经过造反煅炼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有激情，留在城里肯定出事。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上山下乡”与“精简下放”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知青们后来基本上都回城了，而精简下放人员绝大部分终身成为了农民。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反映知青的文学、电影、艺术不计其数，“老三届”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而反映更为惨烈的“精简下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以致许多八零后兄弟都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对“知青”都有了解，我就不再细说了。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这些东东吧。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天浴》、《雪城》、《中国知青部落》、《朝阳沟》等；作家有：梁晓声、邓贤、阿城、王小波等。

如何评价知青呢？我十多年前读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时，注意到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读，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

我严重不同意邓贤这个说法。1960年代，世界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东亚，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崛起。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却放弃了教育，到深山荒原去改造地球。人的发展是最大的发展，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原因和文丨革丨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一代人的悲剧。

虽然知青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辟了一些边疆农场，但这是农民的事儿，农村根本不缺劳动力。所以我对知青的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都评价极低。我严重不同意诸如“青春无悔”这种自欺其人的鬼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无悔”的青春。当然，他们是挟裹在政治洪流中的年轻人，本身也受害者，对他们没有必要责备，但更没有必要去美化。

插一句题外话，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我认为，如果出现了一个重大而糟糕的结果，总要找出原因来。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怨；如果是自己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悔。当然，我不会沉浸在怨和悔当中，我要以直报怨，以悔自省，避免再犯同类错误，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在“广阔天地”之中，理想如烟如梦，但现实冰冷坚硬。很快，大家清醒了。为了回城，知青们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有人以身相许，有人以死相拼。1977年恢复高考，救走了一部分人。但十年风雨，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实际上已经既没有知识，也不再青年，像张艺谋那样能进入高校改变命运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直到1980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央决定允许知青返城。消息传来，无数人喜极而泣。然而，他们回城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大部分知青成为待业者，后来逐步成为个体经济的主力军。

“上山下乡”已成为一代人无法抹杀的记忆——

千头万绪的往事，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

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爱就迷失在，

那片那片白桦林里。

待续

（一百零九）

上大学时，我们宿舍老大喜欢写情诗，还常有佳句。我记得这鸟人当年曾作诗云：“你爱上了我，我爱上了她——这是咱仨的悲剧！”

经济问题往往也是这么乱乎。经济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多因一果，错综制衡。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历史上重大经济问题的解释，你可以有许多说法，至于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不可能走时光隧道来检验，所以不说白不说，尽可以大胆地去说。

本人的一个观点是，当年的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前面我两次讲到，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注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口的产生。这是单从经济角度讲的。如果再考虑政治因素，更加剧了待业问题。兄弟们，要知道，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是九十年代朱老板张罗着建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很不完备。当年，退休人员是由单位发工资的，生病人员由单位报药费的，房子也是由单位来修建和分配的，所以，如果不幸待业，不仅没收入，连基本的吃、住、医都没着落！偏偏，当时的政府劳动部门，从法律政策角度讲，又承担着为城镇劳力安排工作的义务。所以，在当时，待业人口的上升是很要命很要命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多余劳力送到农村，也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

前面我也说过，在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工业化是在轻工业上起步，一开始就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化形成市场需求，又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的良性互动。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形势所迫，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对的。但把城市小型工商业和服务业给掐住，麻烦就大了。

让我们设想，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发展重工业，同时保护和鼓励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这些就业人口形成的生活资料市场需求，又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和能源，又为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创造了市场。这样，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那么到1979年，中国有可能已经初步实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是2000年以后才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户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让农民工竞争。实际上，这种身份歧视的思路在政府系统延续了很久。到1998年至2001年的国企改革攻坚时期，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悍然出台土政策，大规模清理和驱逐农民工，许多岗位明令禁止雇佣农民工。当时的有些电视台还作为“惠民措施”进行宣传，当时我看得义愤填膺！

扯远了，让我们进一步设想，若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至少不会筑那么高，城乡流动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则中国农村有可能提前20年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国内市场空间将会完全不同，庞大的内需也许已经形成，而不需总理去那么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