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读了四年的法律系，经济法专业。这是家里强行给我报的志愿，我本来是想学中文的。可是爸妈严历地批评了我，说中文系毕业后，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作家，都会很穷。学法律当律师，就会非常有钱。
我就这样在法律系里呆了四年，逃了两年课。我没补过考，也没拿过奖学金。也真奇怪，我是班上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毕业前夕，我和宿舍的老五一起闲逛至花园桥附近，看到一个“北京生源招聘会”，我们就进去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角落里摆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桌子，坐了几个穿检察官制服的人。我们过去随便聊了一下，他们说想找一个有文体特长的人，最好会唱歌会打篮球，这样说着，他们上下打量我。我170，彼时还十分清瘦。我就信口开河说，我不但会打篮球，还会打排球。他们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我不但会唱歌，还会拉小提琴呢。那几个人互相对视一下，十分高兴，问我有没有带简历。我说没有，但是带着学生证。他们看过了，留了我的呼机号。我和老五就又逛了出来。老五甚至连跟他们谈话的兴趣都没有。老五说：哪有那么简单？
可是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他们打来的传呼，说初步决定要我，让我带着简历和毕业生推荐表到检察院去一趟。我自己都大吃一惊：不会这么容易吧？于是我去了。
昨天见过一个人是人事处长，很热情的接待了我，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还没有。他就告诉我，院里有一个小伙子，虽然不是正宗大学生，但是现在正在政法大学进修，也快拿到文凭了，身高一米八，和我挺般配的。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接收我来工作还是为了给别人介绍对象。正说着，一个小伙子推门进来了，处长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这位就是了。个子果然很高，脸上满是嚣张的浮躁，我一看就不喜欢。
小伙子走后，处长笑嘻嘻地问我：怎么样？我没吭声。处长就说，昨天回来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我条件很合适，今天准备让我见见检察长。又告诉我，检察长人很好，你大方点。我糊里糊涂就跟着去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位检察长姓冯，办公室很简陋，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着一个大大的“冯”字。他大概五十多岁，有着检察官特有的冷酷眼光。他只问了我几句话，哪的人，什么专业的，英语怎么样，然后就说：行，来了以后好好干吧。
一个馅饼就这样砸到了我头上。
02
我回去跟老五说，老五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也觉得。可是那处长欢天喜地地甚至带我去看了宿舍，就是进门处的一排平房里。工作定了，我没了负担，整天闲逛。
这时我又得到了一个消息，一个我在很久以前曾经面试过的单位要我。从事完全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待遇较高。
我连想都没想就通知了检察院的那位处长，我不去了，我选择了另外一个单位。
就此，我与这个我学了四年的专业彻底断了缘份。
现在的我生活得还算不错，只是常常觉得孤独，朋友越来越少。有一阶段我只跟女人做朋友，有一阶段我只跟男人做朋友，现在，我几乎没有朋友。我在郊外买了一处TOWNHOUSE，买了很多中西古典家具，换了新车，在花园里种了很多果树和花草，试着跟邻居来往，以找到一些生活乐趣。但我很快地就厌倦了。
我又回到了城里那套小房子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一台十四寸的西湖牌电视机，朝南的大房间空着，我在朝北的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下班回来，我经常坐在床上发呆，或者打开电脑写些什么。
我开始翻看从前的日记，看来我真的已经老了。
我经常想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有些淡淡的悔意。如果当初我选择了那里，现在一定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我会按部就班的上下班，等着分房，也许会在领导的鼓励下跟那个小伙子结婚。然后生孩子，琢磨着孩子该送到哪个幼儿园和学校。我也许会终于与主流社会融合，性格中所有格格不入的东西成为了过去。
可是没有。
我仍然是那个干一行不爱一行，永远想逃离现状的我。
也许网络是我的一个新的逃离之所，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我恨不能辞去工作，专门来写一本回忆录。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与现实彻底决裂的勇气。我不喜欢法律系，却也别别扭扭地在那里呆了四年。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在每个升职机会到来的前夕，我也都格外努力。
我已经没有了与现实决裂的资本。我已经习惯了按照别人的要求活着，以期达到一个公认的成功标准。
在一套60平米的旧单元楼房里，借着昔日的一本本日记，我开始回忆我的青春。在一所光怪陆离的大学里被我挥霍掉的，荒唐、狂野、自私自利、压抑的、永不再来的青春。
03
1994年的北京海淀区，远不如现在这般繁华发达。那时提起海淀大家只想到清华北大人大，不像现在会想起IT业中关村。
1994年最流行的歌是校园民谣，到处都在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海淀是这些歌的发源地，各高校里从早到晚在唱。使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少了兴奋，提前感受到毕业的伤感。
我们宿舍有六个女孩，为了避免地域争议，在此不介绍每个人的籍贯了。我排行老四，老三和老五来自农村，其他人来自城市。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就是老三。新生报到的那一天，我们俩最先来到宿舍，在贴了名签的床上找自己的名字。她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白眼球多黑眼球少。我问她多大，她睁着大眼睛说“十九”。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感觉到她在撒谎。我的感觉没有错，在后来的四年里，老三同学编故事的本领让我们瞠目结舌。
她是贫困生，可是她既不要贷款也不要补助，也从来没有去勤工俭学，就靠着编故事的本领，在“贫困生”这片盐碱地上获得了惊人丰收。
她的年龄不久就被证明有问题，因为我们要统一办身份证，她报上来的年龄跟她的户口年龄有两岁的差距。辅导员来宿舍问她，她就睁着大眼睛说，她们家乡那里是贫困山区，父母没有文化，她是哪一年生的父母都记不清了。户口上的年龄是随便填的。辅导员问，既然连她父母都记不清了，她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哪一年生的。她说她本来不知道，她是听邻居婶子讲的，邻居婶子说生她那一年刚好村子里发了洪水，她父母逃到山上把她扔在家里，不准备要这个女娃了，邻居婶子好心把她带到山上，救了她一命。是邻居婶子告诉她她是哪一年出生的。辅导员听得乱七八糟，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按户口年龄报吧。她很不情愿地把年龄改了。因为这件事老大特别生气，私下里跟我们说了不知多少次，说明明应该老三当老大的。
在入学之初，熄灯以后，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听老三讲故事。比天方夜谈还精彩。在她的故事里，她的家乡甚至还有地主。有一次她给地主放牛牛跑丢了，地主把她吊起来打，把她的腿都打弯了。她的那双特别罗圈的腿，从此成了苦出身的铁证明。她的妈妈生她弟弟时难产死了，她爸爸在她姥姥的鼓动下娶了她三姨。。。。在娶三姨的那一天，她爸爸跑到她妈妈的坟上放声大哭说：娃她妈，我对不起你呀！彼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后来我们才怀疑，难道他爸爸哭坟的时候她在一旁偷看？）我们都听得热泪盈眶，争着抢着把好吃的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