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扔掉“福利包袱”
由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程中国遭遇了实质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政府和企业无力再维持往昔的福利保障模式，所以90年代可以说是政府甩掉福利包袱甚至社会包袱的改革时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强调斗争和运动而忽视经济建设，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后，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坊间又称其为所谓的“新长征”，现在一概将80年代初以来的所有目标或口号统一称为改革开放。
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轻度的经济自由化，虽然简单，成效客观上却是显著的。中共和政府淡化政治对经济事务的影响，逐步放弃行政经济（注意，中国曾经实施多年的“计划经济”并非规范的计划经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城市经济鼓励自主经营，推行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奖金制、TQC（全面质量管理）等新的管理办法，财政完成了“利改税”模式。这些简单的措施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逐步走出了长期折磨中国人的短缺经济状态，社会领域其它方面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活力。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引进外资与走向世界的战略初显端倪。今天回头来评价，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成果是可以给予较高评价的，战略正确第一，适度自由化释放的活力或者说效率改进显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因素，就是当年的社会风貌或者说中国人的精、气、神是值得敬佩的，人们也多数都发自内心地相信国家的体制和党的领导。
回顾上述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或者说所谓改革措施的深层原因。在经济危机与财政破产的重压下，中国政府被迫断臂求生，无奈地选择退后与收缩，大下岗、医改、教改、税改、房改、挽救银行等政策陆续出台，国企包袱、就业包袱和福利包袱等，这些困扰政府很多年的积病终于咬牙狠心地一股脑地抖落掉了。“新无为而治”显著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解决了部分昨天的问题，但是很多隐患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拔除，只是从政府包袱转化为社会包袱，逐渐发酵酝酿成今天的更大忧患。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以此为标志，中国医疗服务事业开始向商业化运做、市场化经营模式“高速进军”。当年卫生部的改革口号是“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明确指示医院体系要在“以工代医，以副补主”等方面拿出新成绩。所谓的“以工代医，以副补主”是指搞三产创收，这在当年是个十分流行的时髦玩意，意即医疗部门把富余人员组织起来，搞实业，开办小型企业或商业单位，自己挣钱，减轻财政负担。但是这一改，谁也没成想居然把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了，曾经圣洁的白衣天使慢慢地堕落为让一般人恐怖的吸血鬼。
根据香港学者王绍光的研究，1989年--2001年期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医疗费用增长的速度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1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2倍。2000年，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医疗卫生体系量化评比排序中，中国凭借卫生投入奇低和分配极度不公平排名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是实打实的“财政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从医改启动的年份起，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卫生支出连年狂跌不止，1995年～1996年度，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跌到历史最低点。2003年的卫生部调查显示，全国老百姓中48.9%的人有病不敢去医院，29.6%的患者该住院而未住院，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这些数据意味着在中国，80%～90%的民众要完全个人承担“市场化的”高额医疗费用，公共卫生服务彻底退化为了私人消费品。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中国政府投入的有限公共医疗经费中，高达80%的比例是为大约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监察部和人事部公布的信息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超过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各种高干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年开支大约500亿元。
微观的各个环节也运行效果极其恶劣，高收费、乱收费、医疗腐败、医患纠纷、城乡及不同城市间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数落出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诸多丑事。
根据相关专家的测评，实际上解决全国民众的常见病与多发病，建立基本的免费医疗服务体系，中国政府当下需要投入的年度经费大致为2000～2500亿元，这其中还包括因为医院大夫习惯开大处方牟利而被浪费掉的卫生总费用，相关的评估认为这项浪费常年可能高达12%～37%。
综观中国医疗改革的弊端，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三点：一、政府把属于准公共事业、准公共物品的医疗卫生服务当作私人物品来对待，放弃了国家责任；二、即便是市场化运做也需要政府的一定监管，而实际上监管严重缺位和失职；三、相关部门、人员的素质极差，爆发出各种形态的道德风险，这点显然是当初力主医改的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实际上，中国的医改只实现了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政府甩脱财政包袱；另一个可以肯定的成绩是卫生机构数量增加、装备水平提升，以90年代改革前后的数据来为例，1980年全国卫生机构约为18万家，到2000年时增长到32万家；其它的主要方面可以不客气地说是全面退步。
教改和房改的得失我们不用再专题来评价，这两个领域也无不是今天民怨最大，有口皆骂的社会吸血鬼。按照坊间很形象的说法：“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客观地评价，医改、教改、房改等甩脱福利保障包袱行为原本也蕴涵有积极的因素，但是重大过失同样在于显失公平，没有把握好准公共物品或准公共事业的特性，对国人道德水准低下可能引发的系列道德风险认识不足。
如果说当年是情势所迫，不得不以市场化、商业化手段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国人尚可以对往昔理解和原谅；那么今天在“国富民穷”，社会矛盾前所未有的尖锐，中国未来走向面临不测风险的历史关口，再继续错事错办、坚持错误、拒绝修正，就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于今之计，若执政党还希望现有体制能够得以延续，唯一的出路就是下决心拨乱反正，把民众应得的福利保障还给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