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员工和家属一般小病都在医务所看了，虽然叫医务所，其实也是有几十号医生护士的不小的机构。我的一个同学在操场玩时不小心被单杠把手上的肉削掉了一块，厂子的医务所只能包扎、消毒，不能做补皮手术，大人带他到隔壁的“军大医院”（即现在的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做了个手术，从屁股上挪过来一小片皮肤，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0年代的生活确实物资紧张。印象中厂区门外的“福利社”（就是厂办商店）里的东西不多，平常都比较冷清，到胡家庙的百货商场则总见到人们在排队购物。那时侯大人一周忙六天，晚上也经常开会，但不是文丨革丨那样的不务正业，而是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这家工厂生产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都是国家急需的农业机械，生产任务很紧张。所以，各家的买菜、买粮、买煤这些事情基本都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包了，我们经常到三府湾的菜场和粮店去买东西，东西轻时就自己拎着，还时常抄近道翻墙回福利区，太重了就小伙伴相互帮忙弄回来。买煤时通常是借辆架子车，一群小孩到煤场去，轮流给各家干差事；也可以要求煤场送货上门，需要另付搬运工的服务费，很少一点。因为很多家的孩子都不少，所以有些家庭的生活真得比较拮据，特别是个别邻居的主妇是在大厂开办的生产被服、手套、麻袋的附属小企业工作的，或者是在工资待遇明显不如大国营的所谓“集体企业”上班，所以家里一年四季的主食经常是苞谷粥熬红薯。家妹当时还小，不懂事，小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东西好吃，所以每到晚饭时间总去邻居张伯伯家蹭吃的；张伯家六、七个孩子，但每次都给她的小碗捞一些红苕稀饭，不好意思的家母只好经常接济张伯家点面条和“爆米花”之类的零食。
在学校里也感受得到生活水平的差异。冬天教室里的炉子上放满了馒头，有白面馍，也有很多苞谷面馍（就是玉米面馒头）和黑馍（用杂粮掺合的面粉做的）。班上有个漂亮的小女生是独生女，妈妈是广播员，很少有时间照顾她吃饭（那个年代大清早广播就响了，一般要广播到晚上八、九点），所以她总是到大食堂用饭票去吃好吃的，让我们很是羡慕嫉妒恨。
78年家父又调到妈妈的单位，我们家也就搬到了城南。大致在这个时候国家开始出现些显著的变化，但是福利保障的状况变动不多。小学到中学的学费很少，我们师大附中还是西安最好的中学之一，除了教学，学校在生活上对学生们的照顾也很好，校医、寄宿宿舍、食堂全都不错。这个阶段的记忆非常清晰，很多事情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城南的雁塔区属于西安的文化区，当年的单位主要集中为大学、研究所和军工企业，在我们中学就读子弟多的单位每天都有专车大巴接送学生。家在大学的同学们通常都有学校给家属办的游泳卡，我们夏天经常到“西军电”（今天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冶院”（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去免费游泳。学校一墙之隔就是“财院”（现在是西安交大的成教学院），各种设施比我们中学更齐全，所以在财院食堂吃饭、跑到它们的大运动场锻炼很普遍。高中情窦初开后特别倾慕初中时的一个同班女生，她家在一个军方研究机构，“初恋的我们”一起在她们大院的电影院看免费电影，被别的同学撞见了很是不好意思。中学时基本上体检、疫苗都是免费的，在校医那里偶尔看病拿药也都不要钱；有一次不小心把一个男同学的眉棱弄破了，赶紧陪着人去不远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止血、处理、打破伤风针、缝合伤口，所有费用加起来我一个学生兜里的零花钱都够付帐了。中学时代唯一印象不好的是，当年就业形势不好，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社会青年”，其实就相当于别的国家的失业者，其中有些为生活所迫就成了混混，偶尔在学校门外拦住我们学生勒索财物。这种事情听说现在是更多了，看来中国的校园治安和失业问题还成了痼疾了。
80年代开始，社会变得有活力多了，除了学校传统组织的春游、比赛、到烈士陵园扫墓等集体活动外，社会提供给学生的校外活动也很多。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省体育场有各种校外活动项目可以参加，可以说琴棋书画随你想学什么都有，收费全是象征性的。我就好像是在初二暑假报了个武术班，每周好几天在省体育场学长拳和棍术，教员中几个都是很有名的，有通臂拳全国冠军，有在电影《武当》里扮演女配角的漂亮姐姐；老师尽心尽职不说，一个夏天的学费才3元，算得上是福利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教学双方都是为了兴趣而不是其它。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属于“福利时代”，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都不用操心，读书成绩好有奖学金，大三时家庭困难者可以申请贷学金，学校的医院或医务所不收费，同宿舍的天津哥们被查出得了肝炎还被专门隔离养病，让国家包养了一年留一级继续上。86年刚上大一时的生活费每月二、三十元，各人情况不等，90年毕业时物价高多了，可一个月的正常花费也就不到一百（我还属于生活比较好的）。当然了，“党和人民”供养了我们上大学，咱毕业就要听党的安排，国家负责统一分配工作。
92年受单位指派参加“社教”，我的工作点是西安市户县蒋村乡，按照市县乡三结合的原则，我和县政府林业局的一位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以及乡武装部的干事组成三人工作小组在该乡柳泉村工作了整一年。在农村生活这一年，我才了解了自己国家的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