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危机爆发后，朝鲜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成为虚设，化肥、农药、农膜等关键物资严重短缺，又确实连续若干年遭遇了干旱、洪涝、飓风等自然灾害，农业危机于是全面爆发，严重到造成多年严重的粮食危机、人道危机。

朝鲜农业的内在风险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表现无遗。1954年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太急噪生猛，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内（当年9--12月）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此举当时实际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是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计划为300万吨）；政府征收的实物税本来就高，加上干部为表功媚上而虚报产量，实际征收农民的粮食超过产量的50%，结果很多地方的农村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骚乱都出现了。1954年和1955年朝鲜连续两年出现饥荒，饿死不少人，靠着苏联与中国的紧急粮食援助才度过难关，当时的朝鲜人口还在1000万左右。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朝鲜的粮食生产才逐渐稳定。1964年朝鲜产粮500万吨，第一次有余粮出口（那时仅1200万人口），被国际舆论认为是“经济奇迹”。70年代朝鲜实现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生产技术的进步让粮食产量稳定上升，先是在70年代中后期超过700万吨，80年代前半叶曾超过800万吨，最高产量的1984年甚至达到1000万吨。

90年代大环境逆转后，拖拉机、播种机因为没油而废弃，化肥、农药也紧张了，朝鲜农业被迫倒退回靠天吃饭的从前，老天爷也落井下石搬地给人添堵，所以整个90年代朝鲜自产粮食的水平猛降到平均年产400万吨左右。2000年的情况尤其严重，比1999年（422万吨）减产约15％，当年粮食总产量为359万吨。朝鲜目前的人口约2400万，根据韩国方面的研究数据，其最低粮食需求为460—500万吨，安全粮食供应量应达到740万吨，其中口粮480万吨，饲料用140万吨、工业用粮120万吨。而2000年至今，朝鲜历年粮食的最高产量从没突破500万吨关口（04年430万吨，05年454万吨，06年448万吨，08年431万吨，09年411万吨），这是我们从媒体上屡屡看到朝鲜粮食短缺到经常爆发人道危机的原因。

三、防务负担太重

朝鲜与韩国自二战结束后各自成立就军事对峙，朝鲜战争也只是签署了停战协议，理论上并没有和平终战，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又迷信前苏联的强大国防战略，所以国防军事需要长期侵占了有限的经济资源。

朝鲜在停战后的国防经费长期占到GDP的20%，最高的1967年居然达到了30.4%。有所得必有所失，冷战结束后朝鲜依然执行“先军政策”的社会代价就是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就那么点可怜的资源还要被军队消耗大头，民生当然艰难了。朝鲜号称拥有百万大军，据韩国的舆论2010年粮食收成略好的情况下，朝鲜出于政治需要还要求国际社会援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军队的战备储粮，据说在国内连年饥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的战争储备量从来都没有低于过100万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更说明朝鲜国民为国防做出的牺牲让人同情。

朝鲜近两年的经济情况虽然略有起色，但是存在上述的综合技术进步能力差、农业生产薄弱、国防负担沉重的根本性缺陷，所以未来的经济依然是阴云密布，即使中国援助也无济于事。

第七节福利制度的设计原则

观摩过了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我们现在来总结设计一国福利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建设福利国家体制需要注意的要素。

首先再度明确，现代福利保障制度通常包括六大体系：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救助、社会保证、公共福利津贴和福利性服务。

社会保险的核心内容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社会保险要求和个人缴费挂钩，其它五类福利保障一般宜由政府资金支持、不应与个人缴费关联。

社会补偿是针对工伤、战争损害等情况的，很多国家习惯将社会补偿合并到社会保险范畴。

社会救助的对象一般为低收入阶层和遭遇自然灾害侵袭的群体。

社会保证的常见内容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住房保证、降税及纳税优惠、物价管制、配给制度等等。

公共福利津贴的内容很多，一般优惠的对象是老人、未成年人、孕妇及产妇、学生以及残疾人士等。

福利服务的主要内容有老人照顾、医疗保健服务、教育服务、就业辅导培训等。

设计福利保障体系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包括非商品化、风险与灾害防控、人道救助、就业保障、社会支持、人文关怀、社会发展与公共安全等，既要兼顾普通劳动力的养成与维护以及特殊群体的生活保证，也要追求稳定和延伸了的社会总需求的目标。

福利保障的给付上通常为现金、实物与服务三种，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关的范围与比例关系。

福利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税收，提倡多元化筹措资金的思路，最佳的模式是政府、个人、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力量四方合作努力，以共同建设和维护这项有利于生产的社会性投资，切实保证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民间慈善福利机构也是国家福利保障体系的很好的补充。

福利保障体系的建构基本思路一般应坚持贝弗里奇建议的“3U原则”，即普遍主义原则、给付均一原则和统一管理原则。

合作主义是非常值得倡导的观念。一个良好的福利保障体制有赖于社会各方面都达成合作互惠的共识，特别是雇员组织（工会）、雇主组织和国家三方伙伴协商合作的社会机制与结构对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意义非常重大。

非商品化与收入替代是给付事宜中需要特别关注并把握好技巧的重点问题。

非商品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将人们从市场依赖中解放出来。只有保证社会成员在从事工作以外的活动时也能获得收入，这样的方案才真正具有非商品化精神。可以参考的基本办法是提高给付水平使之达到一国之正常收入或平均生活水平，尤其需要留心的是，即使在规定的期限之外，福利接受者的生活水准也不至于下降很大。通常民主社会主义在这点上的做法是将权利最大化和制度化，这种做法有益于劳工地位的非无产阶级化和中产阶级的普遍受益。

收入替代原则要求福利津贴的给付是建立在定额给付原则的基础之上。定额给付即按固定金额向所有符合资格的对象发放相关给付，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