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竞争加速推动了民众福利

台湾在90年代逐渐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民主化与政党竞争强有力地刺激了社会福利水平的迅速提高。有意思的是，大陆有关方面，包括一些无知的学者却将台湾社会福利在政党竞争下长足进步的事实丑化曲解为政党为竞选拉票而赂买选民，政治势力的过度干预造成社会福利供给的压力，认为是影响了台湾社会福利的发展。看来屁股决定脑袋确实不是传说，在福利民生问题上是否主张积极性福利保障政策、是否服从民意可以说是检验一个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治口号真假虚实的试金石。

2000年总统竞选时，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提出了所谓的“三三三安家福利专案”和“五五五安亲照顾方案”。民进党政府执政后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很积极，2004年公布了修正后的“新版社会福利政策纲领”， 2007年民进党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

2008年总统直选，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集团也打福利牌。提出了“一生两次享2年2百万零利率房贷、育婴假期间持六成的薪资替代水准、5千元育儿津贴、托育费用列举扣除、营养午餐补助以及早期疗育补助”等福利方案，公布的民生行动纲领和执政目标为“幼年安心成长、少年安心念书、青年安心成家、壮年安心工作以及老年安心养老”。国民党在社会福利事务上的新理念是追求“公义与永续”。

小马哥上台后，本届政府陆续推出了“马上关怀”、“工作所得补助方案”、“青年安心成家”以及其他一些短期促进就业的社会福利措施。最近小马哥还表示，尽管当局近年来对推动社会福利非常努力，但还要加油，要多用社会福利政策拉近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而实际上台湾的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或者基尼系数都是比较理想的，在整个亚洲都属于贫富差距控制很好的政治经济体。

四、福利保障多元化

台湾是从弱保障社会逐步发展成中等福利社会的，早先政府负责的公共福利保障无力完全支持社会需要，所以自然就有民间力量来弥补。赢利性的专业服务机构与非赢利性的慈善组织在医疗、教育、老人照顾、妇女照顾、商业保险、职业技能培训等诸多领域八仙过海，发展到目前阶段，私人部门在台湾的福利输送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构成了多元主义风格的台湾社会福利。

在台湾，公共部门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除了各国常见的用工单位自行的职业福利外，私营福利机构很活跃。早在60 年代早期,台湾的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就首先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制度,推动儿童福利与家庭扶助工作。

福利多元主义风格下，台湾政府推行福利保障均等化，逐渐削弱实践中心区与非中心区的差异，提倡“社区养老”、“社区服务”等社区化供给，政府以部分福利经费支持私营部门发展，还有慈善力量无私热诚的服务，这些无疑都是应该保持和发扬的传统。但是福利保障私有化趋势值得警惕，政府将应当承担的责任推给私人, 让社会保险制度出现私人化倾向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总体来看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还是不够，虽然财政上已经出现明显的紧张和压力。

从长期来看，随着技术和理念的进步，社会福利保障的发展应该可以借重于私营部门的大力参与，西方的部分学者也主张积极提倡福利保障的私人供给，不过目前的主流还是强调政府主导的模式。

④民间行动

台湾的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对促进民众福利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慈善事业蔚然成风。

由于基础雄厚，信息灵通，从事慈善事业的经验丰富，所以民间福利团体非常有效地为特定人群提供着需要的福利保障服务，尤其是在协助政府救助贫困人群、帮助老人、妇女、儿童领域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它们还推动了政府的福利作为，比如台湾众多民间福利团体在1993年10月召开了第一届民间社会福利会议，力促政府于1994年6月召集各界力量举行“第一届全国社会福利会议”，并使政府加速于1994年7月通过了“社会福利政策纲领暨实施方案”。台湾的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医务社会工作协会、现代社会福利协会、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联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的表现都很醒目，传统的佛教力量也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⑤暴露的问题和存在的压力

进入21世纪，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人口老龄化是部署养老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1998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3%，高龄化社会的通行国际标准为7%。根据有关预测，未来二、三十年内，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很可能攀升到20%的水平，人口老化速度远比欧美国家为快。养老费用的代际支持能力未来必将构成压力，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上要保持慎重，不可因通货膨胀造成的购买力损失而引发未来的诸多麻烦。

第二是医疗保健福利因为道德风险因素出现了浪费现象。全民健康保险实施以来，某些消费者呈现出就医次数增多、用药浪费的倾向；医疗供给方也往往鼓励病人进行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滥用药物，从而增加经营收入。对这类道德风险，应就制度特别是监管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是失业及新穷人给福利预算带来沉重压力。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平平，台湾的社会就业压力较从前严峻。失业率攀升、轻微的通货膨胀，使得中高龄失业、单亲家庭、外籍配偶家庭和都市返乡的原住民这些群体出现低收入户的比例显著升高，拥有专业能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完全避免失业威胁。依据台湾的救助法规，这些人都有权得到政府的相关福利支持，政府财政的压力也因而加大。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福利制度干系不大，经济好转了自然会淡化。

第四，台湾社会福利行政体系还不够健全，也不统一，政出多头、相互交叉，带来扯皮和浪费。这要求台湾政府加强规划和建设能力。

最后一个突出问题是台湾社会福利的政府投入还是不够，一方面表现为福利的财政转移占GDP或GNI的比重低于福利国家，另一方面民众缴纳费用的比例长期偏高。2008年国民年金制度实施后，被保险人自付比率为56.34%，政府投入为43.66%，连承担一半都没有做到。台湾的社会福利支出是政府预算最大的项目，但是比重和德、法、英等国还差得远，更不能与北欧国家相比。也许台湾政府应该适当针对富裕阶层加税，就像巴菲特建议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的税法改革，同时政府压缩其它非必要的开支，这样情况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