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选择这种模式有利于领袖或当权极圈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私欲，这种私欲未必都是物质欲或肉体的欲望，在某些人身上通常表现为非常显著的权力欲及支配欲。

历史已经证明：进步的良好政治建构，其权力体系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专制社会主义恰好相反，官僚不受民众任命与监督，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不是人民而是上级，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构架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在当今世界主流看来，这种自封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不科学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愚昧的。

【政权合法性】

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基本都在度过其兴奋和稳定期后落入了执政合法性的陷阱，也就担心和恐惧所谓的和平演变问题。毫无疑问，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可。认可的方式可以是选举，也不排斥其它的体现方式，但是选举方式相对更直接、公平和直观，而且可以计量，而其它方式几乎全是模糊的、难以计量和评价的。

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政治正确，也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更不是GDP增长，而是国民的意志。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路径依赖很少能做到尊重民意，所以通常采取政治宣传、伪造民意等拙劣做法来欺世盗名和自我抚慰。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伎俩是无法长期奏效的。

因而以民主社会主义哲学为社会建构理论基础的北欧福利国家特别重视国民的福祉，包括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信奉自由、民主和平等，追求民生丰饶和社会公正。其坚持的政治民主与自由理念赋予了系统自我纠错的能力，政府全力推动和促进国民的福利则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福利危机】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要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猛涨而带来的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福利国家普遍爆发了因福利保障水平高而政府财政出现危机的情况。社会福利在各国一般都具有刚性，上去了就很难再下来，经济不好，政府税收不足，就出现“福利赤字”和保障水平下降的情况，如此又引起国民不满，导致政治不稳定。

所以很多福利国家在70、80年代就原有的福利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以与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相适配。

渡过“滞胀时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再度进入繁荣期，经济水平和福利规模在90年代也双双上了台阶。但是就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又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全球化和社会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全球化使得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和部分服务行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来资金、技术流失和就业压力增大的问题，而老年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寿显然将导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节节攀高。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势头赶不上福利开支增长的国家就成了痛苦的社会病，福利赤字在积累，就业前景不乐观，而民主选举政治又捆住了政党和政治家的手脚，很少有执政者或在野党有勇气公开宣布要大规模控制削减社会福利而得罪选民。这种情况人们往往称为福利危机或福利病。

OECD组织的工业发达国家中普遍出现了这种痛苦，德国、瑞典等的情况好些，澳大利亚的压力也不大，而英国和加拿大就非常难受，人们戏称英伦三岛染上了“英国病”。

当局者难受，而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福利国家因此长期以来被庸俗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缺席审判，前些年的鼓噪尤其多。

中国学术界一向闭塞，很多人患有井蛙观天的自大毛病，还经常受政治思维影响。坦率说，个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见识广度和思想厚度不感恭维，实际上大多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不过是学生的水平，对自由市场经济相对了解多一点，但在这点上很多人都不是个合格的学生。中国的公权运行模式受传统影响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及后封建特色，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太多、太不合理，所谓宏观调控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规范方式，别人的调控主要是反垄断、监管和谨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运用，而当代中国政府最爱替国民花钱和替市场定价。反对政府无度干预经济、乱插手、乱指挥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拿中国的情况套西方福利国家，因为根本就是两码事情。

看到过太多的所谓“砖家”与“叫兽”振振有辞地抨击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说这种模式怎么对经济发展不利，高税收多么不合理，福利保障如何损害效率，怎么养了很多懒人。不由得让人想起王朔的笑谈：就像一群太监聚在一起讨论性生活的危害性一样可笑。相当荒唐的情形总是在我们当代中国出现，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意在为当权者忽视国民福利保障的现实找推诿借口，或者是想避免这个国家走抑制过度两极分化的理性道路。

以下来看看有代表性的一些批判，均是国内或海外某些所谓华人学者炮制的。

中国式批判一：西方发展和维护高福利的基础是对世界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

中国式批判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建立起福利制度是为了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

中国式批判三：福利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中国式批判四：福利国家的庞大财政负担导致不可持续性，福利赤字是在牺牲未来

中国式批判五：老人社会让福利国家面临崩溃，由此形成的养老和医保负担是剥削年轻人

中国式批判六：福利制度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扭曲市场价格，尤其是造成教育和医疗的价格太低

中国式批判七：福利制度容易养懒汉，鼓励人们待在家里享受救济而不出去劳动

中国式批判八：高税收政策让人们不堪重负，降低了经济竞争力

中国式批判九：工会对劳工过分的保护吓得企业不敢轻易雇佣员工，造成了高失业率

我们不妨逐一来仔细研究这些“高论”。

一、西方发展和维护高福利的基础是对世界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

这种观点认为，欧洲殖民者在16世纪到18世纪从美洲和非洲掠夺积累了巨大财富；18世纪到20世纪初又打劫了印度和中国，瓜分了世界各地，把全球的财富基本上集中到了西欧；20世纪至今的美国和欧洲虽然不再明火执仗当强盗了，但通过自己有利的世界贸易规则，以貌似公平的方式对落后国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掠夺。这些才是欧美大佬现在坐享高福利的经济基础。言下之意很明显，中国没有完成财富积累，所以中国人的低福利与执政者无关，未来也没基础搞。

历史上西、葡、荷、英、法曾经在海外建立各自的庞大殖民帝国不假；以勒索强抢原住民、开发殖民地经济资源和不公平贸易方式获得大量财富也是事实；把当今世界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输出的东西“少、小、精、贵”、进口的货物“多、大、粗、贱”的现象理解成剥削或不对等也勉强成立，然而这些上百年或好几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以及当今贸易的严重不对称和高福利又有什么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