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个人效用的度量是存在多种思考路径的：基数可度量性、序数可度量性、比率可度量性、完全可度量性，仔细地甄别和论证始终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至今同时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福利度量办法就有马歇尔经济剩余法、希克斯补偿剩余法、人类发展指数法和各种贫困指数法等等。同时宣称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从而是实证的新福利经济学本身也始终存在若干根本性的矛盾，比如序数效用从本质上看还是隐含了对基数效用存在的承认；相关的诸多标准同样也没有远离价值判断或者本身就反映了价值判断的内容，只是刻意回避了尖锐的伦理问题，把不涉及价值判断转化等同为人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个人主义或者福利主义论调忽略乃至无视了自由、公正与平等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存在与教育、健康一样会对社会的生产能力发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这些也直接和经济效率相关的因素被误判为无关的；价格不进入序数论的效用函数与观测到的现实事实违背抵触等等。
再者说，上帝从来没有规定经济学必须或者只能是实证的。相反，常识与逻辑推断都说明福利经济学应当具有实证性和规范性的双重属性。即使是著名的“休谟定律”（Hume’s Law）也只是指出了人们不能从客观描述性的“是”命题推导出“应该”命题，亦即实证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逻辑鸿沟，但大卫.休谟也从来没有表达过社会学理论就不支持任何规范性命题的观点。M.布劳格在自己的著作中还特别指出：“凡是被视为真实的以经验为依据的表示‘是’的陈述性说明，无不依赖于社会已经存在的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表达‘是’的说明的一致意见。”所以他认为新福利经济学同样可以被划归为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基础的规范性经济学。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西方学者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但却保留性地没有公开批判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基本缺陷：就是将福利经济学关注的相关命题偷偷地转向了效率，亦即提出的各种标准均与所谓优化挂钩而避谈公平这个基本问题，默认当前的状态就是可接受或者说是合理的，因而不能采取任何体系性的重大变动。
所以，新福利经济学经历了从30年代～50年代的一段辉煌后，在二战后崛起的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新思想进展的强烈冲击下就难免日渐式微了，不过新福利经济学发掘出的某些判断原则倒是至今保持了重要的应用性。
【帕累托原理】
新福利经济学体系中最耀眼的明星非意大利学者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莫属，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状态在现代经济学中都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在社会学与工程学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所谓“帕累托标准”是指一种状态改进标准，即新的状态与变化前的旧状态相比，至少存在某些社会成员受益而没有任何社会成员因之蒙受损失。这种标准通常也被称为严格帕累托标准（Strict Pareto Creterion），这种改进被命名为帕累托改进（PI：Pareto Improvement）。而帕累托状态或者说帕累托最优（PO：Pareto Optimality）是指已经达成这样一种状态，任何对之微小的改变都不能使所有人的福利同时增加，也就是说在使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上升的同时，必然使某些人的福利水平下降。一般也经常将这种状态叫做最大偏好状态，或者叫帕累托效率（PE：Pareto Efficiency）。
帕累托本人其实在最早阐述帕累托原理时强调的是微小的改进与很小的变动，用的是“tiny”这个词汇，并没有将帕累托标准专门指向福利经济学，而是做为一种博弈论的基本思考方法。是约翰.希克斯发现了帕累托原理的重大价值，将它适用于福利经济学，重新表述为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判断原则，再后来的学者们则在此基础上阐发出更多的理论。
在研究如何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时，学者们发掘出帕累托最优交换条件、帕累托最优生产条件和帕累托最优综合条件三个重要概念。帕累托最优下的纯交换条件是指在交易领域中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的基本条件；帕累托最优下的生产条件指的是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状态下通过调整投入要素组合以实现最大产出组合的基本条件；而帕累托最优综合条件是前两者的综合，即在既定技术、资源条件和交易体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组合，最大效率地实现生产最优化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基本条件。经过论证，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可以同时满足帕累托最优三条件，也就是说完全竞争市场体制是最有效率的，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由此证实了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信仰，并总结出福利经济学的两条重要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注意，这条定理表述的确切涵义是，如果某种完全竞争均衡存在，那么它便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从任何一个初始资源配置状态出发，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均衡必然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相对于第一定理被认为是相对很弱的（rather trival），第二定理被认为是“真正基本的（truly fundamental），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都能够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实现。但是这条定理隐含了如此一个命题：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是无关的。
大家为了研究方便，一般还将帕累托标准在福利领域的应用划分为严格帕累托标准和弱帕累托标准。
严格帕累托标准（Strict Pareto Creterion）是指在所有人的福利都不会因改进而变恶劣的前提下，至少有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可以受益的情况。弱帕累托标准（Weak Pareto Creterion）则是指所有人都因之受益的情况。
帕累托原理有着非常广泛的现实应用价值。
比如韩国执政党2012年大选候选人朴槿惠提出的贯穿韩朝并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联网的区域贸易通道设想。此举如果能实现，那么即便朝鲜没有从中得到明显的好处，但是韩国货物运往欧洲的成本将节约34～50美元/吨，俄罗斯也有相应的收入提高，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帕累托改进。再如，就一国内部而言，对农产品生产者实行补贴，在不考虑国内税收与贸易壁垒的前提下，其他人虽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本国农民可以从中得到实惠，这也属于帕累托改进。再比如中国政府2011年将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提高到3500元，这对原本收入就低于旧标准的人们没有影响，但有一部分人群却因免除了所得税而受益，也是帕累托改进式的社会政策变革。
但是，现实经济中纯粹的帕累托改进是比较少的，因为凡事都有机会成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工程学中，帕累托改进的确可以完全做到，即在不降低某项工程或某个商品的任何一项功能的情况下提升了某些功能，增加的只是成本与技术投入。而在收入、资源以及技术条件一定的静态经济体系中，发掘纯粹的帕累托改进方案实际上比较困难，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农业补贴或减税，纳税人和政府肯定要在经济上受到相关的影响。
这其实就说明了帕累托原理的一个基本缺陷，即至少一部分人的情况变好才符合帕累托标准，理论上这种变革容易被社会接受；都变坏的极端情况显然违背帕累托标准；而部分人的状态变好，另一部分社会成员需要做些牺牲的情况无法以帕累托标准来判断，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形在现实中肯定是最多的。
再有，正如帕累托自己表述的思想，他的帕累托原理是针对零敲碎打的改进的，不考虑系统性的或者巨大的变革。同时帕累托标准隐含着承认任何已经形成的状态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初始状态再不公平合理也不予计较。显然，这些隐患是帕累托标准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后来被质疑和刷新的核心原因。
同时，完全市场竞争的理想状态已经被理论证明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充其量可以追求的是充分市场竞争而已。
现实中大量的社会变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使得一部分成员受益，一部分社会成员受损。一般大家将社会政策变革促进福利水平较低者的利益而不利于福利水平较高者的改进称为罗尔斯改进（RI）；而有利于富裕阶层或福利水平较高者，但损害贫困阶层或福利水平较低者的改进称为富有者改进或效率型改进（EI）。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酝酿的医疗改革方案就属于罗尔斯改进，新中国早年的土改也是罗尔斯改进；而中国政府主导的21世纪房地产大发展就算得上是富有者改进。实际上在中国还有很多让几乎所有人都倒霉的政策变革，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还有成品油价格调整办法，都属于典型的牺牲或减少消费者剩余，而保障生产者剩余的“垃圾政策”。
总体来说，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存在如下理论特点或缺陷：
一、只能支持部分社会排序，无法实现完全的社会排序。
二、完全排除了分配对实际福利的影响，违背常识，且不说道德伦理。
三、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也称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指出，基于个人选择或个人偏好的社会选择机制其实是无法实现的；阿玛蒂亚.森则论证了帕累托标准与自由主义是不兼容的，此即所谓的帕累托自由悖论。
四、中性的帕累托标准理论上在一定条件下可适用于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形，但用相对福利经济学说的理论里审视也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