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编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这一编里庇古谈及并阐述了很多与劳动相关的问题，包括了劳动纠纷、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及其影响、劳动力分配、失业以及工资标准问题。他核心的观点是应该加强就业保障和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如此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增进社会福利。

四、第四编的重心在于详细阐述分析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庇古假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由此得出结论：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有助于增加社会总效用，亦即增加了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基于此，他提出了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庇古认为依靠富人的自愿转移是不可靠不充分的，有必要国家出面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的有效办法是征收累进制所得税和遗产税，并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的直接转移方式或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进行生产者价格补贴的间接转移方式让穷人受益。他认识到的福利保障措施主要是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比如养老金、失业津贴、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的目的是鼓励生产者以低价将产品或服务卖给穷人。

庇古一再重申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增加经济福利的途径在于，或者设法使国民收入增加且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在不减少国民收入的前提下提高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整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发展生产和促进分配均等化，为抑制自由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自然倾向，他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和分配，提出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标准。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体系提出了很多在当年很前卫且进步的概念与主张，不过也存在些引起争议的地方，最主要的是下述四点：

1）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确实有一些局限性。

2）福利与经济福利的概念还不够清晰完整，尤其是认为福利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经济福利又以货币来衡量，这里面有相互矛盾之处。

3）解决外部性问题采用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可能比“庇古税”更有效。

4）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还不够透彻。

【基数效用】

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著作中依据边际效用基数理论提出两个基本福利命题：

A、一国的社会福利应该和国民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即国民收入越高，社会福利则越大。

B、国民收入的分配越均等，社会的总经济福利就越大。

基于这两个基本命题，庇古主张要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在生产上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上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这等于旧福利经济学同时重视效率和平等问题。

然而后来的部分福利经济学研究者对庇古的“基数效用论”前提提出了质疑，主张应该用“序数效用”来取代它才更妥当。

所谓“基数效用论”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和加总的，意即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可以甄别和量化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从基数效用出发，社会福利就应该等于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效用的总和。

基数效用论是边际革命的产物，它的核心观念是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马歇尔又特别指出货币也必然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基数效用论自然就转成为支持收入分配均等化的理论依据。这一逻辑结果显然不容易被那些传统自由经济理论的支持者接受，也许在部分西方经济学者看来还是一种忌讳。

于是，一些学者在分析消费者行为时主张“序数效用论”，认为就某个人而言，他面临的诸多效用是可以比较和排序的，但是无法计量，效用的主观性不支持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人的度量单位。不过他们宣称的“序数主义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福利经济学体系在二战后也逐渐遭受质疑，80年代后学术界再度出现了向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的回归倾向。

【国民收入与分配】

在探讨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以促进经济福利时，庇古用的是国民收入这个比较老的概念，而且经过一番论述后选择了马歇尔的定义。

现在大家在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宏观财富创造能力时，一般用到的指标是GNI（国民总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

不过，名词上的微小差异并不重要，庇古的中心思想还是在于过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将富裕阶层的部分财富转移给贫穷阶层有利于总经济福利的提高。

调整蛋糕的分配办法则可以从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两个环节着手。所谓一次分配意即由市场完成的微观分配体系；二次分配则是通过政府税收转移手段完成的微观分配体系，所以也叫再分配。福利保障制度既可以对一次分配施加影响，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更多的则是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调整。

第三节异化了的福利理论----新福利经济学概论

旧福利经济学主张收入分配均等化，提倡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合理比例”给“穷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社会主义式的分配倾向”让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很难淡定看待和接受旧福利经济学理论，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向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伦敦学派的著名学者利奥尼尔.罗宾斯在1932年出版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他认为将经济学与论理学结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不合适的，经济学应该避免涉及价值判断以及社会伦理的问题。据此基本认识，L.罗宾斯指出，经济学中所有具有规范色彩的命题和结论都与基数效用论有关，所以经济学研究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

尽管L.罗宾斯的观点并不为很多学者接受，但应当剔除基数效用论的主张却逐渐占了上风。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为基础的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同意庇古关于“社会福利状态和个人效用相关”的论点，但却反对分配均等化，认为效用的度量应该以序数为基础而不是基数。分配均等化的理论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马歇尔、庇古的主要分析工具是边际效用分析法；效用最大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本身已暗含效用在数量上的可比性；所以这些麻烦也必须被逐个否定。于是萨缪尔森构筑了“显示偏好理论”体系，希克斯借用了基数效用论倡导者F.Y.埃奇沃斯的无差异曲线，将其改造为以序数效用理论为基础的“新一般均衡理论”；边际替代率理论也出台了以顶替从前边际效用以及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众人一番忙活下，总算基本扫清了主要的基础性障碍，似乎使得新福利经济学在较量中赢得了优势。按照西方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M.布劳格的说法,30年代～50年代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的潮流可被形容为“希克斯-艾伦革命”或者说“序数主义革命”。

所谓“序数效用”是指认为效用作为带有心理因素的概念无法用基数来度量，所以也不适合在不同个体间比较，但是每个人对不同的效用却是可以根据偏好来排序的，因而序数更适合反映不同效用的满足程度。

比如你周末在网上看了部大片，陪女友参观了博物馆，俩人后来共进了烛光晚餐，还在她建议下给自己新买了件外套。在你看来，俩人一起吃饭让你的感觉最好，那么这件事情的效用就排在No.1，看大片很享受，它的排续为第二，新衣服也不错，其序数为No.3，你对博物馆的展览不感冒，这项消费的排序便殿底。

然而庇古的基数效用本是针对大类人群的而非个人，虽然个人效用的大小确实不好衡量，消费某个商品或项目支付的价格（这是个社会价格）并不能准确代表个人的满足程度，即使按照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说，社会价格低于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仅说明对该消费者而言的经济剩余多些。但是庇古将一定的金钱或者说收入对穷人阶层与富人阶层带来的效用总和进行比较的思路并不离谱。序数效用则巧妙地回避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对比，用微观个体的主观性与难以度量来抹杀了宏观整体的可观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