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集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经济学发展成果之大成，于1890年出版了他最主要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该书普遍被西方学术界认为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大卫.李嘉图的《赋税原理》同被奉为经济学经典。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精华在于其折中主义风格的“均衡价格理论”，最大创新在于开拓了对时间要素的引入。在马歇尔看来，任何商品的价值可以用均衡价格来衡量，取决与市场需求与供给的状况，准确来说由该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以及供应方的边际生产成本来决定，但是因为时间会引起某些供应要素的变化，生产方会通过技术、装备与组织的增强和改善来适应需求，所以要附加考虑时间段的影响。总体而言，马歇尔相信时间越短，需求的力量越重要，时间放长，供给因素对均衡价格的影响越大。他还发现和指出了经济剩余与外部性等一系列重大经济命题。
马歇尔出身于伦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个人身世以及19世纪英国工人的贫困状况和工人斗争的背景影响他成为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尽管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和工会运动，但非常关注促进社会福利、遏止和消除贫困等经济问题。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及其进步思想倾向对他的学生庇古影响很大，后者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一般边际理论和恩师的“消费者剩余”学说基础上创立了福利经济学。
A.C.庇古是马歇尔最得意的子弟之一，他原本是学习历史的，在马歇尔的影响鼓励下才转投经济学殿堂。庇古不仅多年在剑桥大学协助马歇尔教授教书育人，积极传播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亲手整理编辑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集》，还不负恩师重望，开宗立派，推出了福利经济学体系。
【《福利经济学》】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由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本学术著作成为旧福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问世被当作是福利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在其《财富与福利》（1912年出版）一书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他在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从前的学者都至多是附带性地探讨福利领域。庇古将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主张国家（政府）应当关心贫穷问题，采取适当措施致力于国民福利的增加。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分为四编或四卷，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为基础提出一套关于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体系。第二部分则从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相关重要因素。
全书四编的内容大体如下：
一、第一编论述经济福利的概念及其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庇古认为福利属于意识形态，表达人的心理状态，由人的满意感来反映，大小可以衡量。
庇古认识到实际上福利的包括范围很广，自由、安全、家庭和谐、友谊、精神愉快等都可以归为福利。然而经济学研究不过多讨论一般福利，所以他也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但是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
庇古定义的经济福利是和货币量度相关的群组的满意感或不满意感。他以效用来表达满足的内容及其程度，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为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价值是不变的。
确定了经济福利的概念之后，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庇古使用了马歇尔的国民收入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按英国税收专员的实用方法，将国民净产品定义为人们用货币收入购买的所有东西，其价值总量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1）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大小，国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经济福利也增加。2）在国民收入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分配越均等，社会的总经济福利就越大。
不过庇古也认识到了国民收入的变化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很复杂，因为前者的变化通常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只有当人们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
庇古主张效用基数论。他认为在国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富人的部分货币收入转移给穷人可以增加总效用，也就增加了一国的经济总量。因而社会上穷人阶层的收入不减少可以作为检验社会福利的标准，在穷人收入不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意味着社会福利增加了。也就是说，即使国民收入水平不变，只要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社会福利也会相应提高。
二、第二编的中心议题是关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庇古认为，只有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才能有效增加国民收入。
庇古用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他将个人投资视为社会投资的一部分，认为私人的生产活动带给社会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净产值。当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时，社会资源配置便达到了最优状态。 也就是说，当社会资源在不同使生产用途中的配置达到每一种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均相等时，将会使国民收入实现最大化，亦即达到“理想的产值”。因为如果存在不相等，当资源从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小的用途转移到较大用途上去时肯定会增加国民净产值。庇古在进行这一论述时进行了状态理想化处理，忽略了资源在不同部门间转移的成本，实际的衡量中自然要考虑资源转移成本。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理论上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得边际私人净产值等于边际社会净产值；但是现实中却往往并不相等，因而在私利引诱下的企业生产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庇古认识到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是指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净产值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垄断的存在。整体来看，庇古已经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市场失灵的存在。
所以庇古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他推荐的干预办法包括：国有化经营，限制垄断，保护竞争，产业鼓励及限制（手段是税收与津贴），价格管控（反向控制与正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