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国家及部分学者强调“社会团结”的概念来塑造其社会福利理论，德国与北欧诸国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流派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不能简化为个人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而有权享受的幸福体验，而是包括了理性和社群情感的复杂融合。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其实接受了来自该社会的经济“租”，没有社会合作的存在，个人的收入将更少。因此，福利是来自集体资源的一种“补偿”形式。
以瑞典学派为代表的人们则青睐以国家引导下的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为基础建构福利与经济体系，他们倡导混合经济的模式。
中间道路学派反对任何集体主义主张，但不否定国家干预，他们对传统的个人主义也不感冒。所以也支持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共存的混合模式，强调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来促进效率与平等的最大化，主张福利供给的多元化。与对福利保障非常热情的人们不同，中间道路派认为经济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稳定才使福利建设成为物有所值的社会投资，所以他们强调一种混合福利模式来同时加强公共责任与个人责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出访法国时曾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 “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这种表达就是很经典的中间道路派思路。
除了古典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流派的福利主张都为福利国家理论做出了贡献，以致在20世纪中叶以后，福利概念几乎与福利国家概念融为一体。在很多人看来，促进福利的责任主要在于国家。
上述这些福利思想理论全部属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体系，而所谓的社会主义集团也拥有自己的一套福利保障体系。
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保障体系主要诞生和成型于二战前的苏联，其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以公有制为基础，后盾是计划经济，内容由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组成，本质属于是国家保险。
马列学说强调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这种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归之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当然至少在理论上要由拥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来保障其社会成员的一切，主体通常为政府和单位两个层面。专制社会主义的体制限制人们的自由思想，自然也限制了他们的所谓经济学家对生产与分配进行深刻的研究，大家只要信奉马列的教条就OK了，按照社会分工、计划生产、按劳分配及按需分配这些简单的原则应该事情就必然顺利。
实际上前苏联经济学家的关注焦点也确实是主要围绕计划经济的生产，他们在此领域的突破甚至获得过上个世纪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分配则属于当局或领袖考虑把握的事情，不仅研究不足，而且调整也很少。前苏联的国家保险体系准确来说主要是将俾斯麦当年在德国实行的那套社会保险体系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只就内容略做改造和扩充，并无专门的理论；因为号称是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社会财产属于大家，所以就业、住房、劳保、医疗这些涉及面很大的领域主要依靠国家分配实物或服务的办法；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根据所谓“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并有绝对实力来保障自己得到更多的份额，这种假托国家或公务需要而获得的额外供给就形成了专制社会主义国家人所共知的特权现象或者说福利保障不平等。
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官方学术机构和官僚阶层更无法指望其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思想，所以主要是抄袭和模仿苏联的做法，略有差异的是沿袭了部分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
所以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都是国家包揽形式，与一般福利保障理论要求的全社会互助互济的差别很明显。具体则表现为所谓“单位”的小社会保障，而不同单位对其所属人员的保障范围、保障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形成了系统性的不平等或者说阶梯型保障。一般而言党政机关的人数最少，但受保障程度最高；全民企业职工次之；集体企业职工再次之；而人数庞大的农民阶层受保障程度最低。神话马列政治哲学的效用，教条设计和处理社会福利保障事宜，僵化执行政策，这是专制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通病。
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独立的福利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分支发展很快，迅速丰富了人们对福利保障的认识。剑桥学派的骨干A.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1912年出版了《财富与福利》，清晰地将福利作为独立于财富的概念来提出，1920年在该书基础上完善升华为《福利经济学》，促使了福利经济学的正式诞生。英国社会问题与贫困问题专家、著名的政治思想家J.A.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积力宣扬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当以社会福利为中心，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以提高社会福利。萨缪尔森不辞辛苦，建立了自己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认为福利经济学当是“一门关于组织经济活动的最佳途径，收入的最佳分配以及最佳的税收制度的学科。”虽然较老的福利经济学有所谓的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的区别，但是都确定国民福利不是仅仅通过交易就可以实现最大化的。而后福利经济学的兴起更是给学术界带来了清新气息，尤其以阿玛蒂亚.森倡导的“生活水平与发展之自由”和丹麦学者艾斯平的“非商品化”理论最受时人瞩目。有西方学者如此评价当代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社会权利是此岸，福利国家是彼岸，而“非商品化”正好是联结二者的关键桥梁。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与福利国家体制中的“福利”在内涵上是存在差异的。前者的研究内容是广义福利以及经济福利，侧重于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多的考虑经济效率；而后者一般是指国家提供其国民的切实经济利益，属于实践层面，对社会公正与经济平等的考虑更多。50年代兴起的西方福利国家建设大量借重了福利经济学、特别是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而80年代以及90年代后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与福利国家体制契合更紧密的动向。
第二节开启社会福利的大门----旧福利经济学精要
【马歇尔与庇古】
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世界性危机、劳工斗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刺激下，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这门经济学分支的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者A.C.庇古，而他的恩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对庇古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
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者，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英国正统经济学界的领袖，剑桥学派的开宗掌门人，新古典学派的创始泰斗。名噪天下的凯恩斯就出师于其门下，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学派更是曾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多达四十余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