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所有古希腊城邦中独擅风流，它的相关保障与福利措施也是后人了解相对清楚的。梭伦改革时颁布的《阿提卡法典》宣布废除一切公私债务，清除相关债务契约与债权碑，解放所有沦为奴隶的雅典公民，永远禁止人身抵押，政府出资赎回被卖到异乡的雅典人。因为这条改革措施相当于在雅典公民中彻底取消了债务奴隶制（只允许雅典人拥有异邦人身份的奴隶），所以又被称为《解负令》。梭伦改革还禁止私人无限制地占有土地，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以防止土地分配过度失衡。为鼓励工商业发展，梭伦的新法奖励外国技工移民雅典，对技术移民者全家给予公民权；还要求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自小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将来可以拒绝赡养老父，这种强制性措施可以视为古雅典的“强制义务教育”。
雅典的明智僭主庇西特拉图享有爱民利国的美誉。他统治期间积极支持农民和工商业主，大兴土木建设雅典（自然也促进了就业），热心文艺事业。亚里士多德都热情赞扬庇西特拉图的成就：“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公正温和的，而且遵循宪法原则；他处事宽厚仁慈，对待细微犯法者尤其宽大……他从不与民争利、为难国民，总是致力和平与安宁；所以人们评价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驱逐僭主希庇亚斯后，民主时代的雅典更加繁荣，公民获得了自由和部分政治经济权利。雅典人习惯对作业条件艰苦的采矿业实行国有化经营，租用私人奴隶劳动，如此不仅雅典奴隶主可以创收，雅典政府还将国有矿山出产的财富在全体公民中分配，著名的“劳立温银矿”就是雅典公民红利的主要来源。古雅典的“国企分配办法”至少比当代中国的做法有高明之处，也受到国人的欢迎，只有在迎战波斯入侵大军时为营造海军，雅典政府才暂时停止银矿收入分配，集中财力用于海军建设。
希波战争后的雅典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雅典帝国政府（雅典帝国是指希波战争胜利后主导和控制“提洛同盟”的雅典霸权国家，并非东方的君主专制帝国）政治上实行更广泛的民主，经济上慷慨地为国民提供各种补贴。担任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可以领取生活补贴；所有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由国家提供膳食费用；参加公民大会的人也有相应的津贴；热心资助文化和体育活动的雅典人甚至设立了“观剧津贴”，不过雅典人动用公帑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修养和愉悦民众的精神，可不是为了洗脑愚民而无聊地浪费纳税人血汗去唱红歌或者看给执政党歌功颂德的胡编乱造且肉麻无耻的垃圾剧；战争期间雅典政府为所有死于战乱的国民举行公葬，军人遗属也能得到国家的抚恤保障与补偿。被斯巴达击败后的雅典国势大衰，但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政府依然曾长期为城市贫民与无业者提供公共救济。
希腊名邦科林斯在僭主时代奉行争取平民的政策。居普塞洛斯和他的儿子皮里安德都以平民领袖自居，热心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积极发展工商业和海外殖民。居普塞洛斯把没收的贵族土地分配给支持他的民众，皮里安德在科林斯地峡修建支持“陆上行舟的曳道”（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延揽学者诗人、赞助文化活动，后者还享有“希腊七贤”之一的美名。在僭主统治下，科林斯成为古希腊的著名大邦，工商业与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其它一些城邦的僭主也普遍存在打击贵族、收买平民人心的倾向，他们需要这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也受到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支持。
希腊半岛山多平地少、土壤贫瘠，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很差，所以粮食自给长期存在困难。古希腊人于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通过商业交换的方式来提高生存能力，这种物资输入是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的。但是海外贸易并不能总是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以前的希腊世界，所以古希腊就演化出海外殖民的传统。
早期的海外殖民与主动的商业活动及国力扩张毫无关系，纯粹是缓解人口压力或应对灾荒饥谨的被动性措施。资源不足以养活所有本国人的城邦强制性地安排部分人分流海外自谋生路，有时候采取抽签的办法，有的是驱逐罪犯和穷困潦倒的人，也偶尔有一些民众领袖或豪门贵族自愿带领冒险者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背井离乡者乘上故乡父老们为他们准备好的船只，带上食物、生产工具和武器扬帆出海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希腊殖民者在异乡建立的新家园被称为“子邦”，原先同胞留守的故乡称为母邦，母邦与殖民城邦在政治经济上都平等，所有子邦都被视为希腊世界的成员。
古希腊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海外殖民运动范围很广阔，黑海沿岸地区、意大利半岛南部、伊利里亚（今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与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西西里岛、利比亚与摩洛哥海岸地区、西班牙与法国南部沿海地区，这片远超过古希腊本土的广阔地区都陆续出现了希腊移民的身影，殖民者集团建立了众多的第二故乡。希腊人的早期海外殖民其实是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本土缺乏土地资源做后备保障手段下不得不采取的维持集体生存安全的避险选择。
土地--粮食--人口，三大因素产生的生存压力之下，古希腊人还诞生了另一种独特的生存保障方式或者说谋生手段，就是为外国充当雇佣兵。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希腊人就习惯结伙受雇于克里特人、利比亚人和埃及人当雇佣兵；古典文明时代的希腊雇佣兵是地中海世界闻名的优秀武士，雅典与斯巴达争霸时大量雇佣异邦人做战士或水手，色诺芬的《远征记》详细记录了他和希腊雇佣兵在亚洲的冒险经历，亚历山大的大军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希腊雇佣军。吃粮当兵与尚武精神在古代各大文明社会都不是稀罕事，但是多数青壮男子靠此谋生只有古希腊文明长时期持续出现这种壮观景象，游牧社会除外。
“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不仅实现了将医学与巫术分离的突破，撰写了诸多宝贵的上古医学宝典，他还留下了关于医德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内容大意为：我以阿波罗与奥林匹斯诸神的名义起誓并坚持恪守誓约……竭尽全力治病救人，减轻患者痛苦。不给任何人毒药。清白行医，拒收贿赂，不勾引异性病人，不传播患者隐私等等。“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后来西方医学界尊奉的高尚医德传统，1949年世界医协将其规定为国际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对比当代中国医疗腐败盛行，“白衣天使”热衷于收红包，天价医疗费以及有病没钱少进来的追求，不得不令人感慨我们同胞的整体道德堕落。
攻入波斯帝国腹地的亚历山大曾在波斯古都苏撒为万名东征将士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波斯籍新娘的嫁妆和安家费当然也是亚历山大买单，他还下令凡是马其顿人与波斯人通婚的全部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给予他的拥戴者的福利，不过都属于和平民没多大关系的贵族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