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觉悟是最高的，他在学习汉文帝蠲民田租诏时感慨：“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俭，不能行此。”他执政的55年中（康熙帝是第六年亲政的），三次免除全天下的钱粮，屡颁“恩诏”，免税最慷慨，民众受益最多。他还创立了分三年轮免天下钱粮一周的做法，被后世有为的清朝皇帝奉为楷模来遵行。
雍正也谕告朝臣与地方大员：国家经费已敷，宜散富於民。这位皇帝对手下的官员和奴才们刻忌寡恩，但需要免税造福百姓时也不含糊。
乾隆皇帝总想比爷爷更伟大，他在位时国家承平，国库充裕，所以登极后就宣布豁免各省积欠的雍正十三年以前的所有钱粮，两次诏免天下田赋，多次恩蠲各地赋税。他还拷贝了爷爷康熙的创意，诏免天下田赋时行三年轮免一周的方式，树立自己盛世明君的高大形象。
嘉庆朝及以下，虽然无法与康乾之世的慷慨减免媲美，然而免除有关地方赋税和欠债的记录也很多。
好皇帝康熙认为“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在世时多次警告行政官员：“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他在领袖语录中晓谕国民：“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吏治清明毫无疑问是民生幸福的基础，此外，康熙朝屡次组织力量治理黄河也是保证中原农业发展和人民安全的历史贡献。
康熙帝是君主或云政治家，并非专业的思想人士，但是他平生造福苍生黎民的伟大功业追究其根本主要在于他高超的民本主义哲学倾向和社会福利思想觉悟。
康熙五岁开始读书，一生勤于研究学问学术（包括传统国学和西方近代学问），以儒家理想的内圣外王要求自己，追求像历朝贤德仁君那样治国平天下。康熙帝视“爱民安民”为君道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原则，他从儒家“民为邦本”、“君道爱民”的民本思想出发，总结明亡教训，对自己、皇族和各级行政官员提出了以“爱民、安民、利民、恤民、惠民、息民”为养民固国根本的立体国家管理思路。康熙帝一朝的政治实践也真实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勤政爱民、恤民养民”的目标。
雍正年间开始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也是醒目的加强国家统一和提升西南地区人民福祉的明智方略。所谓“改土归流”简单来说是废除西南地区传统的土司制度，朝廷派遣“流官”（非当地籍贯的官员）直接管理各少数民族，意在强化中央治权。这项政策历代其实都曾执行过，只是存在程度深浅、范围宽窄的不同而已，明朝时正式命名为“改土归流”，而清朝在雍正、乾隆两朝大规模推行，执行得也非常坚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形态落后，奴隶制盛行，经济发展滞后，而清廷在“苗疆”废除土司、土官、土目，将大批苗、彝各族“土民”置于国法及父母官的监护下，大大减少了“土民”受不法土酋及豪强的凌虐迫害，改善了普通人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漕运”在清代也进行了改革，先有漕粮改折，后有漕粮海运，减少了承担供应京师漕粮的省份的民众负担，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也有效减少。漕粮改折是指以征收银两或制钱来顶替征粮，然后政府在较近的产粮区或口岸采买粮食转输北京，同样保障了粮食出产不足的京师地区的需求。清初本禁止改折，但因为此举实质上利国便民，所以朝廷对官员私自折收或者“民折官办”睁只眼闭只眼；道光年间因太平天国的“长毛之乱”影响了漕运，而百官薪俸和兵饷又急需钱粮，所以清廷正式认可了漕粮改折。漕粮海运也是道光朝的改革之举，咸丰朝正式推行。
食盐是历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清朝在道光前只征盐课，咸丰朝因应付洪秀全为首的“粤匪”加创了“盐釐”。 盐课分针对制造商的“场课”和以经销商为征税对象的“引课”，后者又有正课、包课和杂课三个类别；盐釐则分出境税、入境税和落地税三种。清初的盐税收入仅数十万两的规模，后来天下统一、人口滋长，盐税逐渐成第二大收入。乾隆十八年的盐课为7014941两，嘉庆、道光两朝也在六、七百万两的水平，光绪末年合课釐共计超过2400万两，宣统三年更高达4500万两，呈现出典型的因国力下降、政治不善而税收高涨的形态。
不过清朝多数时期老百姓消费的盐价并不高。康熙朝时一斤盐大体卖16文；雍正朝时更便宜，每斤降到了13、14文的样子；嘉庆时因平定川、楚农民起义和白莲教之乱而财政吃紧，有大臣建议提高盐价来增加朝廷收入，清仁宗断然拒绝：“以饷需扰及闾里，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
看看嘉庆帝的修为，虽然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也具备基本的常识，比比当今成品油的迭次涨价和必须容忍的民生必需品通货膨胀，现代权贵的素质真的不咋滴！后来清朝的盐价一路上涨，但每朝也就增加二、三文钱的幅度，比起厚颜无耻的当代人要厚道多了。
鉴于明朝矿税的暴敛病民弊端，清朝大半时期对矿政兴致不大，但允许百姓开采，政府征收实物或税款也只是意思一下而已。不过朝廷严禁民人开矿妨碍风水、破坏耕地庐墓的情况，这搁现代叫讲环保和人权，开矿者聚众扰民或其他违禁行为也要受惩罚。金、银、铜、铁这些有用的矿藏，政府有时积极组织开采、有时予以罢停，随当朝皇帝及大臣的认识不同而立场变动。比如乾隆认为国家需要铜矿来铸钱就支持开采铜矿、金银矿则原则上要求封闭，而嘉庆对要求开采银矿的批复是：“国家经费自有正供，潘世恩、苏廷禄（这是两个托关系向皇帝上奏开矿计划的民间商人）觊觎矿利，敢藉纳课为词，实属不安本分。”
晚清时形势变易，清廷则鼓励开矿经营，以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还允许外国人依法在华办矿业公司，张之洞拟订的“中国矿章”主要参考了当时英、德、法、比、西和美国的制度。需要特别申明的是，在雍正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开采煤矿的事业。
清朝的货币相对规范，清至灭亡的通货膨胀也不明显。
咸丰朝以前禁用纸钞，交易以铜钱和银两为主。清代严禁私铸，违禁者斩，知情不报的保甲长和地方官也同坐斩绞罪，告发者则赏银50两。嘉庆朝允许各省自己铸钱，因为标准不一而出现劣钱和大钱，奸民也浑水摸鱼仿造，自此“钱法”大坏。
清初曾在顺治八年发行过一次纸钞，但数量只有十二万八千贯，基本派不上用场，而且顺治十年就废止了。嘉庆年间，也有大臣建议发行纸币，但朝廷认为这玩意被蒙元和明朝快玩残废了，基本没信用，所以拒绝了。咸丰朝时，因为入不敷出，终于让钞票出台了，和银票一起并行。然而银票除“官票”外都是民间钱商负责承兑的，有银子做后盾大家相信，而“宝钞”这东东没信用，在民间还是被大家当废纸看。朝廷把宝钞当军饷发下去，治理黄河的河工从官府手里领取的工钱也是纸币，但到了市面上买东西大家都不认，要么要求加价，要么商人索性把货藏匿起来，在官号商铺也不好使。皇帝和鼓吹发纸币的大臣一看这架势，也就泄气了，“大清宝钞”很快就成了垃圾退出流通。
后来应付财政困难的办法还是老招数，发行大钱，以一当千、当五百、当百、当五十、当十的面值，面值越大越是垃圾，最后只有“当十钱”还能勉强被百姓认可。晚清时开始制造银圆、铜圆和金币，行三品之制。后来在大理少卿盛宣怀建议下，大清设立了现代制的国立银行，朝廷还商议过金本位制度，也打算再发纸币，最后还是以银圆和铜圆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