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重要特许专卖营生是盐业和茶业。朝廷既设国有官局自己经营，也允许民间商人参与，由政府颁发明朝版的特许证或特行政。民商卖盐，征税5%；民营茶业的税收则有差异，明初对产地的茶农和批发商按照三十取一征税，各地的贩茶商则依据销售量适用不同纳税标准，后来各产茶地设立茶课司后，也制定实物税额比例征收茶叶，有时还允许折算成银两。明朝多数时间还用茶叶和西南的少数民族交易马匹，为此专设“茶马司”于陕、甘、青、四川的诸州城，给军队补充战马的供给，朱元璋还特意申明民间自家消费茶叶不允许一次购买超过一个月的数量。
之前的开明皇朝或者豁达皇帝在国家专营上的思路偏重于低价为老百姓提供物资商品，明政府在这点上考虑太小家子气，官盐和官茶是朝廷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明朝的盐价相当高，永乐初期为回收过度发行的大明宝钞，朝廷暂行“户口食盐法”，搞配给供应制，规定人口多的家庭每月凭“户口本”可买食盐一斤，定价纸钞一贯（合一两白银），人口少的家庭供应量减半。这个时候的大明宝钞已经比洪武年代贬值了不少，但是购买力还算有保证的。这是明政府早年的计划价，和后来比还算是相对低的；盐银在大明朝始终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之一。
由于各地盐场的实际生产成本并不甚高，海盐成本最低、井盐最高、其它湖盐、陆盐不等，即使城乡商户从政府批发来盐再零售毛利率也很高，所以贩盐是明朝官方和民间最挣钱的营生，应该比现在垄断经营成品油还油水大，于是很多贪婪的黑手都在这个“销金坩埚”里搅和。卖盐利润奇高，就有人不遵守政府禁令，或者偷偷降价促销，或者正规盐商夹带黑货超额销售，胆大贪财和上面有人的还敢走私贩卖私盐，搞得经营死板的官盐销售机构很多时候商品滞销、百姓无人主动问津。
明朝为保证财政收入和百姓食盐安全承袭历朝的盐业专营政策可以理解，但是把百姓吃饭离不开的家伙定价过高、依靠垄断过分盘剥民脂民膏可实在不厚道。
【定都燕京的负担】
明朝的漕运、漕粮也是针对京师北京的居民甚至幽燕百姓的一种特殊福利形式。
朱元璋的“革命圣地”是应天（江苏南京），但他于1368年建立明朝后就一直在考虑和酝酿迁都北方的事宜，因为他知道南京自古是偏安之地，难以有效控制全中国。他最初考虑定都汴梁，行两京制，以汴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皇帝春秋巡行于两京之间，这样可以南北兼顾。晚年考虑到制衡北元残余势力，明政府着手准备迁都皇朝农耕时代最理想的关中长安，而北京作为亡元旧都老朱根本不予考虑。
燕王朱棣“靖难之变”成功夺权后，他更喜欢自己的“兴王之地”北京，于是下令修建营造北京，并于永乐四年（1406年）正式将中央政府迁徙北上。明成祖以北京为京师，南京则作为“留都”保持了完整的一套中央班子和人马，但是没有中枢实权，合称“南北而直隶”(直隶即今中央直辖区的意思)。为保证京师官员和百姓的粮食供应、政府国用和宫廷消费，朱棣下令疏浚大运河，保证南粮北运，这就是漕运和漕粮。
京漕不是个新生事物，早在西汉皇朝就动员调集四境余粮向首都长安集中存储以备非常之用。
问题在于，四大名都中的关中长安、中原洛阳和江南建康与北京的情况都不一样。关中、中原、江南古代都是农业发达的产粮区，一般情况下自身就可满足粮食的正常需求，而燕地气候和土质等农业自然条件都远不如前三者。北京作为一般城市还可以对付着保证粮食供给，升格为首都就必须完全依靠其它产粮区来供给缺口。输粟长安或洛阳的成本可以承受，南京更可以利用便捷的江南水系轻松解决转运食品问题，向北京大规模输送漕粮的花费却要暴涨。
历史上各地向皇都长安或洛阳进贡，其实最大经济意义在于保证京城皇家和达官贵人消费的奢侈品、各地特产以及中央储备的物资、金钱，漕粮并非必不可少的品种。“红尘一骑妃子笑”就说明了这个细节，快马驿转送的是荔枝这种时令水果。虽然耗费民力不好，但除非出现农业危机或战乱等特殊情况，小规模的物资输送并不会劳动天下，苦困役卒。
然而元、明、清三朝选择北京为首都，政治军事意义不论，在经济上就构成对各省百姓、特别是江南产粮区的巨大压力，国家财政耗费也相当惊人。不大规模千里转运，京师闲人多、高级官员聚集、工资薪酬水平高而物资不足，势必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粮食危机。针对明朝而言，由于皇家消费过于奢侈，京师军警宪特数量惊人，内廷还养活了一只规模空前绝后的太监队伍，所以漕运的压力比蒙元和满清还要严重和突出很多。
明朝常年“岁漕”高达三百万石，需要一只庞大且组织严密的军民水运队伍具体执行这项重大国务。由于古代运输和管理技术有限，加上贪污、浪费和损耗，实际上运到京仓的漕粮以成本稽核，往往超过京师周围地区商品粮价的很多倍，严重时相当于正常粮价的十六七倍。作为中央政府显然不能向官员和市民转嫁真实成本和负担，实际上即使收入很高的品官家庭也绝对吃不起这种天价粮（如果按照市场规则来），明政府以平价供给京师粮食，所以我们说漕运是针对北京居民的特种福利。
和北京的同胞们开个小玩笑，伟大首都的经济寄生性可是自打娘胎里就带来的老问题，从皇朝时代就靠四方百姓输血帮忙来维持正常运转。什么时候能像人家伦敦、东京、华盛顿或者堪培拉那样摘掉这顶尴尬难堪的帽子才真正光荣。
【恐怖的特务机关】
最后，我们来看看蜚名千古的明朝特色，摧残人权和压制广义福利最给力的“厂卫”特务政治和宦官乱权景象。
明朝厂卫包括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著名的特务专政机构。这些机关独立于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这三个正式办案刑诉衙门，是负责“诏狱”、对付钦犯、直接对明朝皇帝负责的法外刑狱机器。因为这几家负责监察与司法的皇权专政机构从来无视法律，从开始设立直到明朝完蛋以恣意缉捕、刑讯、处置、虐杀大明子民著名，号称“杀人而不丽于法”，被它们盯上的人犯从来是“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所以明朝人免费赠送了它们一个绰号--“冤窖”。事实上明朝锦衣卫的全体指战员，还有各厂领导、国家干部以及全体临时工也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招则能战、战则必胜，表现一贯英勇无畏，锦衣卫与三厂这四大神器说是阎王爷派驻人间的办事处都不为过。
锦衣卫前身其实是朱元璋的御林军仪仗队，名叫仪鸾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名“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编制一千五百名将卒，由指挥使一人统领。锦衣卫机关分为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军匠军械和内部纪律纠察，北镇抚司专门替皇帝打理“诏狱”。这种机构按说并不反常变态，皇帝命令亲军精锐负责侦缉逮捕重要嫌疑犯和高级犯官也是古人的常规；而锦衣卫的夸张特色在于一开始就极其擅长于非法拘禁、严刑逼供和颠倒黑白，坦率说个人以为朱元璋本人喜欢猜忌、刻薄的性格对锦衣卫最初风格的成型要负相当大责任。
明太祖在世时应天锦衣卫就搞得群情激奋、怨声载道了，为此老朱在洪武二十年专门下令焚毁所有特制刑具，将卫内关押的所有囚犯移交刑部审理，并诏令以后的内外诏狱钦案都交给朝廷的正规司法部门处理。关键是老朱自己猜忌心强，总担心正规司法部门的执法人员顾及情面、放纵同僚嫌疑犯（明初的钦案诏狱主要针对朝中大臣和行政系统官员），真正遇到案子总喜欢自己带头食言违法，依然将嫌犯交给锦衣卫缉捕审问。朱元璋显然寄望于官员的廉洁、政权的光明建立在皇帝私人监督及司法机构带来的恐怖平衡中，但他却忽视了恐怖失衡必然会带来的皇朝黑暗。锦衣卫作为皇帝的亲信眼线，侦查百官动静的密探活动表现十分给力，老朱很欣赏这些耳目的作用。这种情况下锦衣卫想不骄横都难，减少冤狱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