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叶皇帝昏庸、朝廷紊乱、官场腐败，民间也演化成一副赤裸裸变态社会的景象。朱元璋开国时设立地方里长、甲首和粮长辅助政府监督管理基层社会组织，代办官家事宜。这些人一般都是地方富豪和强人，明朝中后期多数与大户、流氓、地痞和无良官吏勾结，或利用职权欺男霸女，或转嫁赋役为己牟利，从城镇到乡村都被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大胆者甚至敢于私卖官粮和私发差役。明代民间社会的混乱黑暗与无法无天动辄惊动朝廷乃至天听，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司大臣反映和讨论民间乱象并试图找寻破解之策的记录，但是这种情况谁也没招。只能说明朝的政治体系、官场风气和社会结构都存在很多问题，多种因素决定才导致出现了这种历朝虽有，但肯定不是主流常态的罕见景象。
⑤矿税之灾
朱元璋认为开矿一事朝廷收入有限但扰民的弊端奇多，所以一般情况反对和禁止开矿。有大臣用开银矿诱惑他，但是老朱立场很坚决：“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矿场的矿藏储量有限，总有天会开采完。如果朝廷对某地或某矿定制课税，这个依照我朝规矩可是要长期执行下去的、不管实际每年矿上的产量和收入。因而建议政府收取矿利的家伙，朕以为都不是好鸟鸟！）所以老朱当皇帝时只保留了极少数的矿场允许民间自行开采，以银、铁等关键矿产为主，其它一律封禁。明太祖征收的矿产税也很克制，一般矿产按照2/30收取实物产品，对浙江和福建的银矿，也只象征性地每年各自征收二千多两银子（浙江2890两、福建2670两）。很多不识趣建议他开矿的人，都被老爷子给办了以示惩戒。
明成祖、仁、宣三朝算是基本继承了老朱的政策，虽然新开了数量有限的若干矿场，也封填了部分坑洞、罢停了一些矿场。但是明成祖将浙江银矿的官税大喇喇地暴涨到超过八万两，福建银矿税也加码到三万多两；明宣宗上台后先减了福建的银矿税，但后来将税额提高到40270两，浙江当然也逃不过、被涨到了94090两。明英宗更混账，正统年间下诏封禁矿穴，不准浙、闽矿工开采银矿，但是矿税他却照收不误。
开矿本是矿主和矿工的生计，禁止开矿还让人照缴“资源税”，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于是被逼急眼了的开矿人只能铤而走险，浙江爆发了叶宗留领导的矿工暴动，福建出现了“铲平王”邓茂七为领袖的矿工农民混合武装。这两路起义人马把大明朝可折腾得够呛，纵横浙闽赣三省长达六年。明政府出动了精锐的京营，携带神机铳炮等火器，还有地方军配合，五万大军镇压还被义军设伏杀了个丢盔弃甲，连总兵大人的征南将军大印都被“矿匪”缴获了。好不容易镇压下去后，明政府也学乖了，不再将“盗矿罪犯”处死了，放松了矿业统制，连矿税也打个五折，各地矿工的愤怒方才逐渐平息。这件事情其实对现代人也有很大警示意义，“负福利”不是个好事儿，尤其是离谱的苛捐杂税很危险，最终伤了谁很难说，最好别玩火。
开矿的事情消停了不过几朝，等到万历年间又创出大祸了。手头紧的明神宗在万历十二年就瞄上了“矿利”，大臣们都说根据历史经验开矿容易惹祸，阻止他开矿，皇帝只好悻悻然地暂时放弃这个念头。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实在憋不住焚身的欲火了，于是派出大批太监在全国各地开矿，指望改善自己的收入，做一份好看的朝廷资产负债表。万历开矿的收益还真不差，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明神宗搜刮到的矿税银高达三百万两。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这项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社会成本最终让明神宗伤不起。万历皇帝派出的各路矿监几乎是清一色的人渣，这些内廷太监或为邀功媚上，或者干脆纯粹为自己勒索私财，把所在矿区的当地百姓折腾得鸡飞狗跳、惨不忍睹。
这帮孙子一般既不懂开矿、也不会管理，但是使起坏来一个赛一个缺德。开矿本是个有风险的事情，碰上矿脉不佳、产出不足的，他们为交差就逼迫老百姓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上缴矿税银；借机揩点油水、摆摆威风、欺负良民的都算是矿监中的道德楷模；很多阉狗无端指责地方富户私自盗矿，指着别人家的良田美宅楞说下面有矿脉要强征开采，如果主家不行贿破财消灾，那么出动军警抓人扒房。这其中太监的爪牙走狗借机强奸妇女、伤人劫财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各地矿监恣意胡作非为，连大明朝的地方官都时常愤怒到极点。
最恶毒的一条阉狗是云南矿监杨荣，这厮在云南地方穷凶极恶，连州府主官都随便迫害。终于物极必反，不堪阉狗压迫的云南腾冲民众勇敢地站起来了，集体围攻云南监下属的矿厂和税所，还杀了杨荣的一个爪牙帮凶。狗太监不思悔改，出动大批矿务军警反扑报复义民，活活杖杀百姓数千人。他不仅指挥矿警滥杀无辜，而且恼恨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不配合他，借题发挥将指挥使樊高明枷械示众，另一名指挥使贺瑞凤也因从前不愿意向杨行贿而顺路被杨荣的卫队逮捕，杨荣还扬言要把驻军的六名指挥官一勺烩了。“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云南爆发了格杀民愤极大的矿监及走狗的“恶性群体性事件”。
不仅云南如此，其它矿区也有类似事件频繁发生，只是规模和声势没有如此浩大，有些事件都有部分地方官或明或暗参与和支持。万历皇帝这个混球平常纵容这些在外面辛苦给他捞油水的宫廷奴才和奴才的奴才，收到百姓骚乱杀人的汇报，得知他器重的杨荣等太监死于非命后，居然心情十分沉痛、几天不吃饭以致哀思。他还计划问罪地方官给奴才们复仇，经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太监告以真相并极力劝阻才作罢。当年的朝野有识之士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大明朝气数将尽、亡国在即的不祥之兆。
【海禁】
元朝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根据“市舶之禁”，只有国营机关和商业单位才能从事进出口贸易。朱元璋不学唐宋学蒙元，也设市舶司，置提举官统一对外交涉。老朱的想法很有趣，认为这样的好处在于“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核心出发点还是维稳，防止外人把大明子民带坏了。
朱洪武在元朝的外贸海关制度上还有创新，规定日商只能在宁波和中国做买卖，琉球人恩准在泉州发展事业，而南洋、西洋诸国商人的法定交易口岸是广州。因为霓虹倭人的盗匪习气让老朱看不顺眼，明太祖规定日本来华商船数量每批不得超过两艘，船上人员限额最高二百人，而且十年为期，并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来鉴别真伪。他老人家这么一整蛊，搞得东瀛诸岛的列国大名（日本地方诸侯）起了内讧和摩擦，特别是四国和九州岛的藩主们为了争夺这珍贵的两条船的贸易配额你争我抢，差点就酿成小规模内战了。
后来明太祖索性颁布海禁令，暂罢市舶司，外商不许来华，濒海国民和守备将卒也严禁私通海外诸国。对外贸易自古以来是中国沿海居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常规经济活动，朱元璋为了防范和打击方国珍、陈友定武装集团的海上余部，连沿海居民做生意和打渔捞虾的基本权利及相关福利也给彻底剥夺了。
明太祖之后朝廷在设罢市舶司和开禁、复禁沿海关禁问题上有几次反复，但坚持严格执行海禁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也是明朝中叶倭寇大兴的主要原因。很多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因不满政府海禁，追求贸易利润而犯险私自开展海外贸易及走私，最终武装抗拒明朝官军。因为倭寇肆虐，朝廷又强化了海禁政策，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
总之，无论怎么看待，老朱在海禁问题上肯定是拿错主意了，要扣掉其业绩得分。
【互市与专营】
明朝马市的对象主要是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木市则设在辽东。这些对外贸易和百姓福利关联度不高，主要是补充朝廷的物资、特别是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