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国公民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障内容按照德国的传统被划分为社会保险与社会照顾两大类别，其世人皆知的纲领与口号为：“为了全体国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
社会保险是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领域，其内容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事故保险五个项目。德国社会经济发达，失业率低，国民收入高，国民健康与社会安全系数均全球领先，所以实际操作中，针对生活不能自理者的护理救济费用占到政府救济性支出的比重最大（这项支出不含在目标受益者为正常人的法定医疗保险项目中）。1995年德国《社会护理保险法》出台以来，德国为大约每年30万规模的需要护理者花费的人文关怀费用基本不少于所有救济性财政支出的1/3。
德国的社会照顾内容包括了家庭保障、住房津贴、教育促进、社会赡养（相当于社会救助）、社会赔偿五个领域。其家庭保障有子女津贴、养育津贴和养育假等；社会赡养则遵循“通常需求原则”细化到政府机构要考虑到被救助者获得足够的营养、衣物与其它个人生活必需品，享有的住宿条件必须保证家具、电器、暖气，其身心健康应得到正常者一般水准的维持护理的程度。
德国社会不仅对在本国居住的公民与家庭提供了如此高水准的社会保障，还实施了国际社会保障这种新概念的人文关怀措施，对其海外侨民、留学生与在德生活的外籍人员也施予温情脉脉的社会照顾。
德国社会对本国的明智措施评价极高：社会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用，是经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德国社会学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总结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经济效用：
1）福利政策保护了劳动力免遭过早的折损伤害(比如工伤事故、疾病、职业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稳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
2）国家通过对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育，因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机制。
3）国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社会保险培育了普通公民长期的安全保障意识，它实现了普通民众较长阶段的生活规划和生活计划，稳定了民众的消费行为，间接却又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大众消费，这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澳大利亚政府为本国公民提供的福利津贴包括了养老金、残障抚恤金、护理人员津贴、父母抚育补助金、寡妇抚恤金、退伍军人收入补助、妻子养老金、成人补助津贴、租房补助、找工作津贴和丧亲津贴等琳琅满目的内容。
总体而言，从社会保障的主旨与追求的基本效用出发，社会保障至少应该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三项基本内容。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保障措施，内容也最广泛，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包括了免费公共教育、福利津贴、福利服务与福利设施等形式。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则普遍被学术界认为比较适合满足国民在养老、医疗保健、失业、事故伤残等领域的风险规避需求。专门针对贫困人群或特殊人群（比如天生残疾者、智障人士）的社会救助虽然是最低层次的物质帮助与精神关怀，却是一个成熟而富有爱心的社会与国家为保障同胞生存权或帮助其战胜生存风险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安全措施。
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一般遵循无差异原则或称普遍性原则，其对象是全体公民而非贫困阶层。社会救助的目标人群则主要是困难人群或特殊群体，亦即其家庭保障与市场奋斗无力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低收入人群或经济弱势群体。
国家出面主持的生存照顾，按照质量差异可分为“绝对生存最低所需”以及“社会通常环境下之生存所需”两种标准。前者系指满足个人生命得以维系之最低需求，相当于国家机构只要提供被照顾者日常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的食品、衣物、栖身处所等生活必需品，或给付相应的金钱。“社会通常环境下之生存所需”标准则要求政府机构参考当时的社会环境，保障被照顾者合乎人性尊严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帮助其克服困难、将来重返社会并自立维生的社会国原则下的生存照顾目标。
鉴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不同，政府拥有的财政能力存在大小差异，在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中，不同国家采取的标准也不一致。当代福利国家通常都执行“社会通常环境下之生存所需”原则，只是有的国家实行总量控制、政府积极作为面宽松而主动，有些国家则实行严格的申请与审核制度、对每一桩个案都建立详细完整的档案。当今世界，即使那些社会发展滞后、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也很少采用“绝对生存最低所需”原则，一般选择界于二者之间的折中型保障制度，虽然它们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上的力度与质量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在制度是采取见贤思齐的积极态度的。只有少数经济极度落后或者在人权维护意识上臭名昭著的失败国家，其政府才选择“绝对生存最低所需”原则，而有些无良政府在实际行动上甚至连这一最低限度的原则也藐视。
社会保障按照国家干预或政府积极作为的方式可分为三种基本范式：
第一是社会安全服务，包括公共援助、公共补贴和社会保险；第二为公共事业建设，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治安、交通、大众体育健身等；第三是个人财政支持，通过减免税、社会基金贷款等方式鼓励公民自置产业、就学、参加商业保险等。
社会保障按照收益人得到的效用一般分为三种类别：
其一为收入型保障，即社会针对个人或家庭由于老年、失业、工伤、意外伤残或死亡、疾病、自然灾害、生育等造成的收入损失，由政府机构出面给予的金钱补偿。
其二为服务型保障，即以服务形式提供的社会照顾或保护，比如义务教育、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安置住院、医疗照顾、康复服务、公众文体娱乐设施或项目等。
其三为人文关怀，比如相关机构资助婴幼儿家庭的奶粉钱、慰问孕妇与产妇的津贴、给付遗属的丧亲费、圣诞节补贴等。也许某些关怀对象是亿万富翁，经济上根本不需要资助，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社会的关爱与同胞的温情。
福利国家的人民对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认识理解普遍经历了从早期的“剩余福利模式（Residualwelfaremodel）”向普救主义属性的“现代制度模式（Industrialachievement-performancemodel）”的升华。
剩余福利模式又被称为残补模式，这是起源于前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悠久的社会慈善传统的古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专门针对社会弱者服务，只向穷困阶层提供有限的基本物质帮助。也就是说此等社会保障当且仅当社会成员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正常社会途径遭受破坏，通过家庭保障和市场奋斗都不足以维生时才发挥作用，其目标为保证少数所谓残留的、人数不断减少的穷困者的最低需要。因为秉持社会福利不应该免费提供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念，所以剩余型社会福利要求对受助对象进行资格审查，主观上则带有“耻辱性”标签，会让相关对象产生心理上的羞耻感与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