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开了一辆长安面包车来到半山腰，以侦查连连长的业务水平，准确找到我们的方位。

这辆长安车显然是长期送货的，最后一排座椅早已拆掉，正好让我和小军把踏板车抬到后面放好，关上尾门。

我和祖儿相拥而坐，挤在面包车中间一排，小军打开夜灯，在细细的夜雨中返城。

“果果，我买了几包干粮，你们先对付一下，等哈回到城头我们去吃烤鱼嘛。”小军从副驾位置提过塑料袋递给我，里面有奥利奥，蛋糕和两瓶饮料。别看这家伙平时大大咧咧，对待朋友确实比较细心。

我打开饮料和祖儿喝了，继续偎依成一团，随面包车的摇晃而摇晃。

破响的收音机传来教堂式的男声咏唱：“重庆经济台——”

相信喜欢收听广播的重庆人都不陌生，这句标志性歌声就像新闻联播开始“棒棒棒棒”的音乐一样，简单而又经典。

我和小军扯了些闲话，然后就闷起，听收音机里的歌曲。山路上信号不太好，音质一般，时不时插播一段电流声。

一个主持人说，住在九龙坡的某某为住在观音桥的某某点播一首《太委屈》，然后替前者念了一段伤心的告白，陶子接着很委屈地为他们唱起这首伤感的歌曲来。

祖儿悄悄对我说，这首歌很好听。我告诉她，这首歌在网吧已经把耳朵的老茧都听出来了。

“你以前在电台为别人点过歌没有？”她问。

“点过点过，”小军在前面接过话题，“高三那年，我们班上流行给电台写信点歌，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呢。我们折腾写了半学期，就只有果果点的歌被电台播放了。”

“他点的什么歌呀？”祖儿问小军。

小军支支吾吾说，“歌还是好听，已经记不清楚了。”

“什么歌？”她轻轻摇我的胳膊。

“达明一派的《石头记》。嗯，给一个小学同学点的。”后一句的用意主要想阻止她小女人式的猜想，断绝她证明哥德巴赫的机会。

“小学女同学？”她轻轻笑。

女人敏锐的直觉如果用在数学上，肯定会像陈景润研究解析数论一样，证明哥德巴赫和破解其它一个又一个世界级迷题。

“算是吧。”我给了她一个继续想象的参考答案。

大家又沉默地随面包车左右摇晃，饥寒交迫中回到城里。

小军直接把车开到好吃街的一家万州烤鱼店，吩咐老板赶快弄点吃的，点了杂七杂八几个菜。

“喊该死出来喝点小酒？”小军用征询的口气问。

“今晚算了嘛，你看我们浑身脏兮兮的，手脚都遭了，还是早点吃了早点回家吧，改天我请你们。”我说过就牵祖儿到小店里面找水龙头，冲洗满身的淤泥。

这顿晚餐吃得有点狼狈，我和祖儿右手举筷子有点疼痛，所以动作很缓慢，时不时弯曲手腕还会叫唤一声。

小军一直在旁边偷着乐，摇头甩脑看着我们，好像中了彩票窃窃自喜。

我提醒祖儿慢点吃鱼，别卡喉咙。没想到说着说着自己就被卡住了。

小军嘲笑说，“各人都照顾不好，还去关心别个？”然后喊老板拿一瓶保宁醋给我喝。

祖儿夹了很多长叶子小菜，说卡住了鱼刺，多吃菜就能把它咽下去。

吃完烤鱼差不多晚上十点多了，小军说先送我们回家，他再去找地方给踏板车补胎。

祖儿仰头看看细细的小雨，央求说我们走路回家嘛。

好吃街离家大概有两公里，我担心她手脚的伤势，而且淋了雨很容易感冒。

小军嘿嘿一笑，变魔术一样从面包车里找出一把折叠伞，夸张地用慢动作奔跑过来，学周润发《纵横四海》里经典台词来喜刷我：“你要浪漫，我陪你浪漫；你要做大明星，我陪你做大明星。哈哈，雨伞，那去用嘛。”

应该是《纵横四海》的台词。小军和该死最大的特长就是记得住很多香港电影的对白，而且常常在不同场合，像唱双簧一样即兴表演。其中周星星《唐伯虎点秋香》的对白，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可以从头背完，一字不差。想初中读书那会，他们最头痛的就是背书。

两个受伤的人和受伤的心，在这夜里再也经不起任何碰撞。我们避免说起未来，未来还没来，承诺太遥远，时间是一条曲折的星河，我俩各在河的两岸，而且都在努力寻找渡口那条能够摆渡感情的小船。

在这平静冷清的夜晚，我们早已疲倦，渴望早点回家。

家的温暖可否再次由祖儿来点燃？

我们就这样相互挽着，在街上傻傻地走，

“如果你是雨点，你会沾在我耳边的发上吗？”祖儿在路上突然问了一句离现实很遥远的话，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啥子意思？”我问她。

“我愿是一颗顽皮的小雨点，沾在你耳边的发上。我愿是你眉上的黛，随你的喜悦忧伤而抑扬…”

我年少时写给初恋女孩的诗句，杨松随口念了一遍，祖儿却把它深深记在了心里，此刻像电视里怀春的少女痴痴傻傻地背咏出来。

我不知道应该惊喜，还是忧伤。

如果对一个人的爱，可以用一万公升的容器来承载的话，她这份良苦用心，无疑是向我心的容器里又倒进了一分的感动。

也许将来有那样的时候，她每天都在添加的爱，最终将我的容器装满，满得会从容器中漫溢出来。那么我的心，还有没有地方再容纳燕子呢？

被感动的爱，算不算爱？

我可能会义无反顾地爱上她，在现在心灵最空虚的时候。

路过楼下的小商店，我习惯性买了一包宽盖三五。付钱的时候，祖儿接过钱包去翻看，然后问：“你钱包里没放照片呀？”

回到家，老爸老妈依旧不在，我们径直上二楼，那里才是我自由的空间。

祖儿花了十分钟，用双手浏览了一遍我的房间。她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在找相册。

“你都藏起来了吧？”祖儿问我。

“有一次晚上，我们吵架了。”我告诉祖儿，“我很生气，出门找朋友喝酒，喝得很多、很晚。朋友送我到楼下，他走了，我就醉倒在花坛里，睡到天亮。”

祖儿靠在我身上，睁大眼睛问：“然后呢？”。

“燕子在家一直等我回去，等得像祥林嫂一样发了神经。”

“祥林嫂是谁？”

“凌晨两点开始，燕子翻开我的通讯薄，很小的那一种。然后从第一页打到最后一页，不管男女老幼，亲戚朋友，或者远方同学。她打去就问，果果在你们家吗？”

说着，我突然感觉鼻子酸酸的，“电话打完了，没找到我，她并不知道我喝醉了酒就躺在楼下院子里。她可能觉得再没有意义，就翻看我们的相册，还有我从满月到大学的几本相册。她一边看，一边把相片抽出来。天快亮的时候，燕子点了一把火，把照片统统都烧掉。”

祖儿身体抖了一下，右手抓住我的衣领，轻轻“啊”了一声。

我继续说，“天亮以后，她收拾好衣服，走了。”

祖儿望着我，柔柔地问：“这就是你们最后一次分手？”

我苦笑摇摇头，“不。不知道是第几次分手”。

这就是命运。缘份是一个让人只能信仰却又无法把握的东西，缘份可以让你我遇见，也可以让幸福擦肩，爱与痛都在那一瞬间。

“你以前的燕子，脾气的确有点怪啊，如果是我，我只会烧掉属于我俩的照片，”祖儿有些气恼，有些遗憾，“我真的好想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她从挎包里找出自己的钱包，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以后你的钱包，只能放我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半躺在沙发上，披着很薄很短的内衣，一双修长又雪白的腿几乎占领了大半张相纸，散发半掩着香肩，迷离的双眼摄人心魄，性感得让我开始嫉妒。

“给你拍照的人，真幸福。”我的语气带点酸酸的。

光线昏暗线条清晰，肯定是专业相机拍的；能在这种环境下为你拍照的人，关系应该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