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详细的报导。黄谷扬是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高材生，来美国后读的博士，是个很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公司已经做到主管的位置了。公司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他解雇了，那个俄裔副总裁代表公司通知他，他很愕然，毫无准备。他失业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市场已经不景气了，这种资历和年龄的人找工作自然更难。这种情况下他迁怒于那位副总裁，一天早上一个送比萨饼的伙计到副总裁家门口敲门送比萨饼，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副总裁，黄谷扬忽然从伙计身后闪出，对着那可怜的女人就是几枪。那伙计当场吓瘫了，黄谷扬开枪后驾车绝尘而去。
过了一天后丨警丨察在92号高速公路跨海大桥下找到了黄谷扬的尸体，他老婆和十多岁的女儿听到消息后抱头痛哭，让人依唏不已。那个俄裔副总裁实在是冤枉，她被枪杀时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司，自己开了个公司在经营。
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科学家，却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同赴黄泉。这事给我的震撼非常大，人的精神上没有依托遇到绝境时太容易走绝路了，何况黄谷扬并没有到绝境，回国是另一条完全可行的路啊。男人的情绪起伏太大，得意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是个男子汉，失意时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连条狗都不如。一条活鲜鲜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还拉个垫背的，真不知道他当初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三十三)
和候宝山及姨妈频繁地通了一段时间的电话后我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候宝山想自己单独干了。
明白过来后我给姨妈又打了个电话，告诉姨妈我的看法。她说她早就明白了，去年我回国时就想和我好好谈一下，但那次我急急忙忙，她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我谈这些事情，我这才回想起去年我回去时姨妈那若有所思的神情。
事情明了之后我们说话就不用绕圈子了，姨妈很愤慨，说候宝山完全是利用她，这两年为了这公司原来好端端的亲戚关系弄得一塌糊涂。候宝山的亲戚在公司里整天挑拨是非，说的话很难听，姨妈的二儿子听到后到公司去骂过娘，大家都很不爽。姨妈在部队的大儿子打电话回来时问过姨妈公司的情况，知道这些后劝姨妈算了，别干了，姨妈觉得很不过瘾，这个公司是当地唯一一家生物高科技公司，当地的党政要员都知道，平时说起来姨妈觉得自己脸上很有光彩，不甘心就这么算了。
我心里很感慨，人的私欲五花八门，为了眼前那点利益可以无视一切。我一直认为候宝山和姨妈应该会站在一边，没有想到他们倒是最先开始干仗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和候宝山及姨妈有任何冲突，公司发展上的分歧是正常的工作，我们都是从工作出发试图表述自己的看法。候宝山一直没有正面和我谈过他要自己独立出去的意向，他还抹不下面子。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图，这么绕弯子已经没有意义了。
再下来给候宝山打电话时我就很明白地告诉他，如果他觉得大家在一块合作已经无法继续了我们可以散伙，大家好聚好散，没有必要勉强，也勉强不来。候宝山有些意外我这么直截了当，支支吾吾地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显然他还没有勇气和我直面这个问题。只是一直强调姨妈很难相处，公司的大小事务她都要干涉，做点事情他得听
很多难听的话，他很难受。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他前段时间要买个车，姨妈觉得他太浪费，花那么多钱，公司原来有个皮卡还能开又要买新车，诸如此类。
挂了电话我心里开始盘算，候宝山现在只是面子上还有些拉不下来而已，他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事到如今我再怎么努力恐怕也无济于事，巨大的利益摆在那儿，换谁也难免动心。既然他已经不考虑以后的事我只能开始考虑自己的对策，他的想法也很明确，要在公司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时就解决问题，这样花的代价不会太大。我要
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往后拖时间，现在公司的销售在往上直线上升，销售额越大到时候我即便退出来拿到的钱也越多。朋友情谊已经烟消云散，剩下来的就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了。
想到这里我还是有些伤感，以前看过很多商业方面的书，也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知道那句话“生意场上无父子"，但总觉得和自己无关。现在事情轮到自己头上了，心里很感慨。本质上我还是属于那种书生，对这种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情感上很难接受，当然理智上知道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现在最大的优势是姨妈和我站在一边，这样我即使不在国内，公司的情况依然了如指掌。我给姨妈又挂了个电话，把候宝山的话转告她。我心里有些好笑，他们是亲戚，现在倒要我来在他们之间传话。姨妈听完了我的转述之后告诉我买车的事是她觉得太浪费了，其他的事情根本是捕风捉影，都是他那些亲戚挑起来的是非，她怎敢
乱说候宝山的不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也很理解，说可以先这么拖着。
得到姨妈的理解和支持后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拖多久。从候宝山的角度来说，除了利益之外，他本身的性格也是个问题。候宝山个性很内向，不善言辞，也不太会社交。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和我聊过他小时候的事情，说小时候因为他是老大，下面弟弟妹妹很多，家里很穷困。父母对他的要求很严苛，一发脾气就打他，有时候往死里打，现在想起来都不知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样的童年造成他内向倔强，难以和别人在矛盾**处的性格。他个子不高，偏瘦，样子也不出众，很容易让人轻看，那次在芝加哥机场别人找他要钱时我就想过他的形像让人觉得可欺。他和我谈过几次他在外面和人交涉时要看别人脸色的难受心情，我很理解，在国内工作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他来说不单是社会风气带来的压抑，还有自己一贯感受到的那种被人忽视所带来的屈辱，大概只有在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才能找到挺起胸膛做人的感觉。和我做朋友时大家都很真心相待，但在一起做生意成了生意伙伴他大概又有了那种被人忽视的感觉，这是种内心深处的死结，无法打开。他并不笨，我相信他很了解我们在一起联手做事所具有的巨大优势，但这种种的因素加在一块让他最终选择了独立，哪怕到了后面做不下去了也在所不惜。
候宝山自己内心深处其实也很矛盾，过了两个星期他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可能回国干，我有些意外，不知道他怎么忽然想起问我这个。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家庭生活不能没有我的收入，两个孩子要抚养，我不可能一走了之。他叹了口气，说是很难，我告诉他我现在拿六万美元的年薪，公司现阶段不太可能负担得起，我自己的打算是等我在美国的公司发展起来可以支撑我的生活时我便可以脱身回国了。他说这么高的工资现在国内很少有小公司可以负担得起，再说吧，便挂了。
到塔杰松上班几个月后艾瑞克问我是否可以做一次报告，我说可以。他便告诉我查尔斯问过他是否该让我报告了，这里的规矩是每个月轮到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汇总报告一次。前几个月我刚来，他们知道我还在熟悉工作，没有让我汇报，现在已经有这么久了，他们觉得我该汇报了。艾瑞克的语气有些不是很确定我的报告能力，他显然不想我出丑，我如果报告能力很差的话丢的不光是我自己的脸，他也没面子。那几个美国人和迈可都做过汇报，他们都很能说，实验都没有什么很显著的进展，东拉西扯可以扯上一个小时。
我心里好笑，从大公司出来的人别的本事可能没有，报告的本事绝对不会差的，再差的人在那种环境里磨上两年也会成老油条，何况我在那公司里业务并不差。我说没问题，时间定下来后告诉我就行。见我这么随意，艾瑞克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