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话锋一转，把话题转到公司的制度上来：“不过生产性的公司都有GMP的要求，所有的实验都有完整的记录，有问题可以追溯到源头。而我们公司不是生产性企业，对这方面要求不高，但这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旦有人离开后面接手的人往往会找不到完整的实验记录，而且每个人的记录习惯都不一样，有时别人很难看懂。我觉得我们公司应该有GLP，哪怕是最原始最粗糙的都比没有好。”
CEO长叹了一口气，显然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心思。他说：“这个问题实际上触动到了公司的制度改革，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由于难度很大，一直没有实施。你提得很好，这的确是个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后面CEO大致把公司的结构和情况谈了一下，解释了一下公司为什么没有实施GLP的原因。的确这么个大的公司实施GLP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五花八门的课题很难用统一的格式来做，用不同的格式则工作量太大，现在的人员配备根本不够。
所谓之GLP是Good Laboratory Practice的简称，是用于非生产性实验室的一套系统管理方法，和GMP类似，但没那么严格。
这个会开得还不错，虽然没解决什么问题，至少大家有交流互动。会议结束后普罗蒂玛对我说：“你必须得多说话，越多越好。”她自己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大概是不敢开口。
翠西娅来上班了，我很意外居然这么快就把工作给她了。上班没几天我便感觉她其实真正的性格和面试时不太一样，并不是那种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类型。这很正常，我自己来面试时给人的印象和后来给人的印象也是不一样，面试时总会给人最好的一面，进来后天长日久本性便暴露无遗。
翠西娅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人，做事为人都很小心。我发现有一个共性，外国人里面英文不是很好的人都很谨慎，而那些英文好的人则放得很开，这语言能力本身就把人分了类。
大约是那段时间，发生了中美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碰撞事件，中国军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国飞机受伤后被迫降落在海南的中国军用机场。一时间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两国政府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公司里也有很多人在议论此事。我听见克里斯蒂在和蔼伦在格子里小声说这件事，倒也不避讳我和敏的存在。克里斯蒂是地道美国人的口吻，说：“他们说是我们的飞机转弯把他们的飞机撞了下来。”蔼伦没发表任何看法，只是问具体的情况，大概她没有关注这件事。
在大实验室里大家则有点忌讳，见我进来了就不再议论了。可想而知大家都认为我一定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实验室里外国人占了大多数，他们自然不会在意谁对谁错，不管是否已经入了美国籍。我自己感觉大家并没有什么对中国的敌意，这件事只是个偶发事件，大家都相信最后会和平解决。翠西娅才来不久，和大家不熟，平时和我说话最多。她对这件事有点欲言又止，我估计她心里有点倾向于美国，碍于我是个中国人不好说什么。我见状对翠西娅说：“这是个偶发事件，不管是谁的错，现在世界上还只有中国敢这么和美国人硬干。”翠西娅脸上浮出一抹微笑，没说什么。这世界本来就是强权政治，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国家的强弱此消彼长，强权自然腰杆子硬。
撞机事件最后和平解决，中国损失了一架战斗机和一个优秀飞行员，却把美国的先进飞机大卸八块，拆得七零八落，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技术情报资料。两边算是扯平，到最后解决争执时公司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股市已经从高峰坠落了下来，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回复到平常的水平，一年前的那种疯狂景象已经不再。娜克苏米在做实验时和我聊天，说她那时候看到那些学了一两门电脑软件课程的人一出来就有公司要，工资八九万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心里恨得牙痒痒的。我笑了起来，很理解她的感受。我说再也不会有那么好事情了，已经过去了，现在倒霉的首先是那些人。我说的都是实情，那些半路转向学电脑的人抓住机会是可以捞一把，但那种疯狂劲一过，回归到平常时这些根底不深的人首先就会被踢出去。
学生物的人在这种环境里的确是很辛苦，需要有长期的积累才能有一定的深度，而且生物医学本身所形成的产业不象电脑这样的应用产品可以进入千家万户，直接掏老百姓的腰包而形成巨大的产值。生物医学过于基础和专业化，产品也要专业人员才能使用，这就注定了它们的市场和产值大不到哪里去，由此也决定了行业工资收入比不上那些应用方面的产业。
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生物医学的不容易入行，也带来了它的相对稳定，每当就业市场风雨飘摇的时候，生物医学总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我曾在网上和人交流过这些方面的看法，很多以前学生物的人告诉我他们早转向学软件去了，并且对生物医学行业的收入水平嗤之以鼻。问题是暴起的行业也会有暴落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远，到头来又不得不回到自己原来的行业里才有饭吃。辩证法是社会科学，不服不行。
我的公司参展的时间是七月下旬，这次的会议地点在芝加哥。我仍然让候宝山来参加会议，毕竟公司的产品都得从他那儿出来，有必要让他来参加会议亲身体会一下客户的需要。他同意了，但给我回信时告诉我他老婆刘瑛也想来美国看看，问我可不可以给她同时办一下。
我和刘瑛也算是认识，自然是因了候宝山的关系，以前在国内时还请她帮过一些忙。我无话可说，马上着手给他老婆写邀请函，主要的工作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我只是给他们提供这些文字材料和出主意，能否拿到签证是他们自己的运气和能力。
参展前该交的费用都交了，花了不少钱，机票和旅馆也都订好了。我算了一下帐，这次开会的开销大概有好几千块，如果能拉到一批客户的话还值得，如果客户很少那就亏了。我自己在美国的公司业务量不是很大，现金的周转不那么够，我只好去找那些有业务来往的朋友收帐。美国的公司拖欠债务的不多，但朋友之间也有个面子问题，到了该付帐的时候没付的话不好意思马上去催。现在没钱用了，顾不了那么多，给朋友打电话时明告诉他们没钱用了，朋友们倒都还理解，笑笑就把支票开给我。出门靠朋友，这句话没错，没有朋友生意是不可能做起来的。
候宝山来信告诉我印刷材料正在做，到时候如果他万一拿不到签证的话可以给我寄过来。我问他校正稿有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了先给我看一下。他却没有回音了。我知道他有些不以为然，也不好把话说得太硬，毕竟是合伙人，如果是下属的话我肯定是一通脾气发出来了。和人合作有很多事情做起来很不痛快，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个性是一种磨炼。对候宝山来说也是同样，他也同样会有很多不痛快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小，积累多了就会慢慢变质。这很象夫妻之间的相处，恋爱时恨不能两个人化成一个人，结婚后却在日常小矛盾中 把那些柔情蜜意慢慢消弭于无形，处理不好的最后形同陌路。我很理解这个道理，尽量控制自己，但是否能做到大家都满意却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