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惊。我认识洪明山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得极为俊秀，十年不见却成了这副模样。我见他额头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就问：“你怎么成这个样了？”他笑笑，说：“我刚才要上去找你就是怕你认不出我了，我出过一次车祸。”他指了指额头，“疤还在呢。”
我摇摇头，转头看到枫叶还站在那儿，就给洪明山介绍了一下：“这是枫叶，我朋友。”
洪明山的反应很奇怪，他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了，脸上有点不屑，大概把枫叶当成小姐了，枫叶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我见状马上告诉洪明山我去退房，就拉他一块到柜台上去，边走我边说：“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以前那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洪明山苦笑。
退了房洪明山把我的行李拿到他的车上去了，我和枫叶说了几句话告别，就上了车。洪明山发动了车，问我：“你朋友呢？”我说她自己回去就行了，他没再问，把车退出来就上了路。
多年不见，我问了问他的一些情况，他居然还是单身一个，没结婚。我知道北京是个很开放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洪明山不是那种很聪明伶俐的人，否则以他的外表优势会混得比现在好得多。我心里叹息一声，男女之间的差异会有这么大，一个漂亮女人再没本事都可以活得很滋润，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很强的能力再好看也是白搭。生活就这么残酷无情。
(十七)
飞机降落后我出了机场，看到了候宝山在外面等我。我朝他挥挥手，他笑笑，一切正常。
我仍住在上次来时住的酒店，那个没有小姐来敲门的酒店。
晚上我们照例去吃饭，我心情很好，酒席上谈笑风生，姨妈和候宝山话不多。我没有多想，他们是这么亲的亲戚，平时想来交流会很频繁，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是针对我的。我倒不是很在意，我在自己的本行里是个早飞的鸟，出道比大多数人早，自然知道水深浅。既然回来和他们合作开公司，什么样的结局都可能有，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公司发展起来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公司今年的销售势头不错，营业额直线上升。当初投入的钱早捞回来了，姨妈当初投钱进来时心里还是有些打鼓，我第一次回来办公司时和她聊天，明显感觉得出来，现在她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一提当时的情况她就笑。
吃过后我们把情况汇总了一下，公司虽然已经开始上路，但前面的形势还是很严峻，我们得自己盖厂房正规化，不能老是因陋就简，但盖厂房需要一笔不小的款子，资金仍然是一个大的缺口。姨妈用她的关系已经在开发区弄到了一块地，刚下飞机他们就带我去看了，那真是块风水宝地，后面依山，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据姨妈说下面都是岩石，地基根本用不着打，可以省一大笔钱下来。
对于解决资金问题，我倾向于吸收新的投资。姨妈不是很在意，说我们决定就行，候宝山则极力反对吸收新的股东进来，说新人进来麻烦事一大堆。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相持不下，姨妈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再投进来了，但她能找到新的投资者。我也相信这不是个问题，明摆着公司已经在赚钱，没有理由找不到投资人。
我感觉不是很愉快，在我和候宝山争论的过程中姨妈从不参与进来，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在公司的时候我感觉大家的情绪和我上次回来时不大一样了，没有那么轻松自然，好像有股闷气似的。我以前在国内的公司干过几年，知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公司没发展起来时大家都能同甘共苦，条件虽差但总是乐呵呵的。一旦公司发展起来后马上就牵涉到个人利益问题，于是各种各样的矛盾便出来了，再也看不到同甘共苦时的那种乐观。
我和一些员工聊了聊，大家都有点欲言又止，我明白我只是短期回来，大家不想说太多惹麻烦。有的员工对姨妈有意见，说她太抠，工作上要买点东西还要左看右看，有的员工告诉我姨妈和候宝山有矛盾，不是很协调。
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公司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候宝山，可以说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公司的正常运转。我在美国无法回来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无论是技术还是销售，有问题都是候宝山处理。姨妈只是个老年人，负责跑跑地方上的关系。我把技术转移回来后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重要性可言，除非我回来参与公司的具体操作。这样候宝山成了公司的主要操作者，大家对他有看法也不敢说。平心而论，候宝山做得还不错，不管是公司的业务还是对员工的态度，他那种苦干的精神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都很佩服他。
这个公司实际上是我和候宝山创立的，大家对我也很尊重，我知道我的态度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因此在公司时我总是笑呵呵地和大家胡扯一通，从不批评任何人。有了什么问题只是就事论事的解决具体问题，因此每次我回来大家都很高兴。
这次回来我虽然意识到了公司的问题，但我的时间很紧张，无法把所有头绪都理清楚。我只在公司呆了两天，把下一代产品的制作流程写了出来给了候宝山，我看到候宝山接过那几张纸时脸上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我心里愣了一下，心想这人会有问题吗？
姨妈一直有些沉默，不象我上次回来时那么爱和我聊天。她知道我的时间很紧张，只在我有空的时候和我谈了一些公司具体的事情，让我做决定。我实在是忙得有点顾不上多想，加上见公司的业务很顺利，心情也没有被扰乱。开创一个事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么简陋的条件，两年多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回到老家时则是又一番景象，我有几年没有回来，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学同学打电话。我在本市读的大学，那一届的同班同学中阴差阳错居然有近一半的人是本市人。内地的人都有地方意识，南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本市人很自然地就成了一个团体。无论是在学校时还是毕业以后，来往的大都是这个团体里的人。外地来的同学很难融入，一开口说话的口音就不对，马上就分别出来了。我们这个大学只是个二流的学校，毕业后到现在出国的人很少，不到百分之二十，大部分人毕业后都在当地混，少部分人到沿海去发展，好在我们毕业早，工作都没有问题。
我找的人是我在大学时的死党刘宗，我们读大学时不象现在的学生那么乱，比较正统。班上有十几个女生，直到毕业谈恋爱的也不到一半，倒是成了两对，这个比例还算是高的。
刘宗听到我回来了，马上安排同学聚会。他毕业后没多久就到一个省直机关工作，整天东奔西跑，不知在忙些什么。到现在也只捞了个什么副处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实权派。当然比当初去工厂的同学好一些，至少没那么累。刘宗是个地保，所有的同学他都有联系，因此找他是绝对没错的。
他过了一个小时便给我回电话，说晚上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餐馆聚会，他已经打电话订好包间了，六点半准时到。
出发前我从一个包里拿出一叠人民币，数了十几张出来。国内正值通货紧缩，这里的消费水平也不高，一千多足够了。母亲看见我拿出这么多人民币，很惊讶的问我哪来这么多钱，是否换美元了。我摇摇头，说：“老娘啊，你儿子现在是老板，公司挣钱了，别把你儿子看那么扁。”她就笑。她当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最倒霉的日子都让她碰上了，反右，文丨革丨，下放，臭老九等等，一辈子没见过大叠的钱在自己手里拿着。等人民教师的地位提高了她却已经退休了，还只拿那么点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