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蕾丝和余英的报告一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安尼胥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式，在最后做总结。他的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留著胡子，为人很和善，与所有的人都处得非常好，真是难得。自然他的水平也很高，否则在这样的公司里是无法呆在这种位置上的。
听过几次汇报后我非常感慨，这些脚踏实地做事的大部分是外国人，而且做得非常不错。这么多精英从世界各地汇聚在这里，对他们的本国是多大的损失啊。不过既然大家都选择了来这里，自然都有他们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其他西欧国家来的人大都不是要来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是职业流动和兴趣。细胞实验室有一个博士后，从英国来的，叫娜蒂亚。她看上去象是黑白混血儿，皮肤很暗，长得有点象黑人，但看上去还不错，那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听起来十分舒服。这女孩已经结婚了，来美国纯粹是为了周游世界，正好这一阶段游到美国，她和她丈夫住在附近的一个高级公寓里，周间上班，周末则到处去玩。有时候参加当地的一些高级俱乐部去玩一些体育项目，象室内网球之类。湾区的天气很好，打网球十分方便，但到了雨季则很头疼。娜蒂亚和我聊天时告诉他们是俱乐部的会员，可以进去打室内场，虽然很贵。对我们这些底层打工族来说那显然是高消费了，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娜蒂亚告诉我过两年他们就会去别的地方。年轻真是好，没有孩子，受过良好教育，到处都可以生存，到处都可以去，没有太多绿卡签证的麻烦。自由国家的人民过的日子果然不同。
股市大好，公司这段时间卖了不少股票，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开了不少新的课题，自然少不了招人。我进来时冻结了一段时间的人事计划，随着股市的变化而变化，又开始招兵买马。
公司来了很多新面孔，但老的也走了不少， 雪萝离开了，去了另一家小一点的上市公司。听到这个消息娜克苏米毫不掩饰她的高兴，她告诉我当初她在雪萝手下做博士后时雪萝百般刁难她，近乎于虐待，只差没动手了。两人最后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娜克苏米说到这些事情时仍是一脸的愤怒，可见对她的伤害之深。我很理解她，每个人新到一个地方都很敏感，如果遇上个混蛋那伤害是永久性的，遇上个好人则可以记上一辈子。雪萝显然不是个有素养的人，人种的差异不是反对歧视就可以消除的。不过我还是有点佩服雪萝，她虽然实验做得不行，但不畏权势。自从我们课题组转向后公司高度重视，每次开会公司管科研的副总裁都要来参加，那是个矮胖的白人妇女，五十多岁，思路清晰犀利开阔，是个厉害角色。我们对她都很尊重，虽然她并没有架子。一次开会轮到雪萝汇报，讲到一半时副总裁插了句嘴，这本来很平常，但雪萝很不高兴，看了她一眼，缓缓地说：“你要替我说吗？”副总裁连忙道歉。
平时我根本看不出娜克苏米和雪萝两个人有这么深的梁子，虽然她们互相从不说话，但公司人多，谁和谁不说话并不会引人注意，要不是娜克苏米告诉我我我不会有任何感觉。这些人事矛盾时间久了才能慢慢了解，总的来说美国人相对洒脱，这些尴尬事少一些，外国人总有些说不明白的拎不清。
红馨到焦那边去了后就很少见到她，焦在另一栋建筑里上班。焦因为要用仪器经常到我这边来，有时碰到了会聊几句。焦的心情不错，不知是否因红馨的缘故，我也不愿去瞎猜度。焦在公司里的声誉很好，也算是个不错的人才，对我还是很关心。他显然和娜克苏米聊过我的情况，我们的年龄和情况都差不多，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聊起来也很投机。他从娜克苏米那儿得知我平时闷头干活，并不太和别人交往，还提醒我注意一下和大家的关系。他知道我需要这个工作这份收入，告诉我说这公司从没有裁过人，离开的人都是自己走的，现在形势大好，至少两年之内不会有问题。
焦是个典型的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卑不亢，谦和有礼，在公司里大陆来的中国人中算是个领头的。他组织公司的中国人出去吃过几次饭，让大家交流和相互认识。中国人很有意思，在一同吃过饭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平时上班不同部门的人虽然经常能碰到，但总觉得不是那么随便，隔了一层什么。一顿饭吃下来感觉便亲切了很多，这食文化还真有内涵。
另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人是霭伦。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感觉她的样子有点怪怪的，胖胖的身材和脸盘，身高有一米七左右，眼球有点鼓出来，皮肤是白人的皮肤，看着又不是十分象白人，三十岁左右。我后来想了好久，才想出来她象什么人，她象我从一些画中看到的俄国作家普西金时代的一些俄国人。后来偶尔一次听到她和玛丽亚说俄语，才恍然大悟她是苏联犹太人。她的英文说得非常好，我一开始根本没去想她是来美国并不算太久的外国人，听到她说俄语才知道她是从前苏联来的。
蔼伦工作很刻苦，经常加班。她进公司比我还晚一个月，但为人处世及做事各方面都很不错，比我强多了，英文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她相对比较严肃，脸上有种沧桑感。她属于穆罕默得那个课题组，也是个助理。
我的课题转向之后我便经常在胚胎干细胞实验室养细胞，经常要加班。有一天大家都下班回去了，只有我和蔼伦两个人还坐在各自的无菌台前操作，离得不远，旁边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新闻。时值六月初，中国的丨警丨察在天安门广场加强戒备，对异议分子也采取措施，收音机里的用词是把他们扫到一边去以免闹事。蔼伦听到这里便说：“还算不错，扫到一边去就算了。”我正在操作，没有注意听收音机里在说什么，听到她说话就问了一句：“什么？”她告诉我，以前苏联碰到这种敏感日子，哪怕是奥运会，都会先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抓起来扔进监狱，等风头过了再放出来。
我这才真切的感到她也是从共产国家出来的，不禁有了一些亲切感。我告诉她自从老毛死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松动了许多，以前那些严酷的做法不再有了。
她便谈起她的经历， 我这才知道她是八九年出来的。大概中国的动荡在当时的苏东国家引发了大震荡，苏联的政策松动了一些，允许她这样的人出国，她那时还是医学院的学生，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到了西欧，后来又转到了美国。“有一点机会就得赶快跑，晚一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蔼伦说。
说到这里她有点引发了深层的记忆，告诉我犹太人在俄国是个受歧视的民族。“我出生在乌克兰的基辅，犹太人那时候处境还算好一些了。以前在沙皇时代根本就没有人身安全，到了过年过节有些地痞流氓就会说去杀几个犹太人玩玩，就真的去杀犹太人。也没有人管，好像死了几只老鼠。***上台后严禁民间随便杀人，什么人都
不能杀，犹太人的安全反而有保障了。”蔼伦停了停，又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宗教化，可是并逃不脱任何对犹太人的歧视。”
我读过圣经，也看过不少象<<第三帝国的兴亡>>这类的书，对犹太人的过去和近代的苦难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但和犹太人面对面谈这些事情还是第一次。蔼伦脸上的沧桑感是有来历的，一个经历了如此沉重历史的民族，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