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心田半天没吭声，大脑像计算机一样在飞快运转。在一般人看来这如同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立马磕头谢恩才对，但他不会。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处处是陷阱。他不是在意有陷阱，但需要知道陷阱在哪，有多大。

“您指的路，我没有不走的道理。只是春光小区情况太特殊了，我爸就住那儿，弄不好一定会出乱子。河津这几年已经让拆迁闹得已经鸡飞狗跳了。社会矛盾积累太深，干柴烈火，再加一点劲儿，也许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弄不好我又是一个点炮的！”他的担忧不无道理，说的也是真心话。

马振水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倒有些欣慰：“说的好！我欣赏的就是你这种感觉。说实在的，我一直在政府里物色好的合作伙伴，不光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草根情结，有忧患意识，有政治素养。这样才能做事稳妥长久。”

郭心田没吱声，继续听他慢慢聊：“新田啊，其实我最恨的就是野蛮强拆，要么放火烧人家的房子，要么绑人家的人，那都是下三滥的活儿。难道拆迁就一定是血淋淋的吗？其实拆迁也同样是一门艺术，上兵伐谋，不战以屈人之兵，那才是水平。这也是我想让你出来做的原因。”

马振水站起身，眺望着窗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我得纠正你一个观点：在我看来，其实整个社会关系可概括成三句话，就是民与官的关系、官与官的关系、民与民的关系……”

“咱先说民与官的关系：以西街村为例吧。政府以十万一亩的价格，购得六百亩土地。再转手以八十万一亩的价格卖给我。身不动膀不摇，净赚四个多亿。‘鸿基’再以每亩一百二十万一亩的市价计入开发成本。白得两个多亿……我算了一下：在这次土地交易中，村民们总共得到的土地补偿款不过四千八百万。才占土地增值的百分之六点七。村干部虽趁机贪污了一千二百万，充其量也不到土地增值的百分之二。而政府这一勺子下去就占了百分之五十八。‘鸿基’也不善，占百分之三十三！”

“可吊诡的是，村民们一不闹政府 ，二不反鸿基，却玩命跟村干部死磕，为什么？因为他们怕官！民不与官斗。官是老爷，官是天；民是臣民，民是草。这种观念在民间是根深蒂固，植入骨髓的。老百姓一贯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产意识非常淡薄。民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我家，我的是我的，我的也是国家的。官认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就是代表你们的。”

“但是官民之间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都‘不拿村长当干部。’这钱让政府拿了咱没辙，让外人拿了就算了，可要是自己村里人多占了，那绝对要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的！因为在官员的序列里，确实没有村一级的编制。”

“第二就是官与官的关系。自打秦代开始中央集权以来，中国官员的体制就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每当这个结构发生变化了，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了。所以越往上越不敢改变这个结构……国家就好比一棵大树，中央政府是树干，地方政府就是树根，老百姓就是土壤，富人就是树叶。树干是靠树根来吸收土壤里水分和营养的，根深才能叶茂。当冬季到来的时候，土壤里的水分少了，树干会本能地自保，停止向树叶提供水分而不惜使其脱落。但树干却没有办法停止树根汲取水分。所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鱼跟水的关系。”

“第三就是民与民的关系，就是沙粒与沙粒的关系。河津人就是一盘散沙，雨打沙滩万点坑，大风来兮沙飞扬。比如说你打算拆一片小区，首先重要的是必须弄一个中等偏下的补偿标准。注意：绝不能中等偏上。你要是不脑残，你会想明白。接下来的事情就好玩了： 至少两成的住户抢着要搬，因为他的房子旧、要么楼层不好或者地段偏僻，也许朝向不好等等。反正天天盼着重新洗牌呢。虽给的然补偿不高，但按时搬走有奖励。并且越早搬越好找过渡房，所以搬得特快。

又过几天，有些人一看邻居搬走了，连窗户都拆没了，再不走不但拿不到奖励，连过渡房都抢不上了，吃点亏就吃点亏吧！于是又有三成人搬走了，注意，这已经是百分之五十了。”

“于是这种示范效应开始扩散，老百姓是最没有主心骨的，人云亦云是天性。很快又过了几天，跟蛙跳似的，这个小区三分之一的地方都被拆了，整天乌烟瘴气噪音嘈杂。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心理暗示！跟官斗是不会有结果的。于是又有四成人经不住规劝，反复权衡后，也忍痛搬走了。就这样，在你规定的期限内，九成住户已解决了。”

“剩下的一成住户应该都是特冤的那种，要么房子好、要么临街抑或是刚装修完，反正是亏大发了。可这时候已断水断电断路，整个小区几乎都被拆光了。剩下这一成住户里的大部分人，经过这么久的抗争，其结果就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拆迁方绝不会让步的！一来是他们已稳操胜券，二来是若给你提高标准，前面的也不干呀！于是，大部分人在得到很小的、私下的妥协以后，还是无奈地选择了离开。”

“再剩下的一两家那就是钉子户了。此时的他们在极度的恐惧、愤怒、绝望中挣扎着，手里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孤立无援地等待着自己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

“……你看，整个的拆迁过程，其实就是民众轻而易举地被分化瓦解的过程。你要知道，沙是要踩在脚下而不能捧在手里的。”（待读）

郭心田有些信服地点点头。马振水继续启发说：“现在，我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你来搞拆迁，想人性化一点。那么好了，我们把补偿标准订成若干个高低不同的层级，针对不同情况有针对的协商解决。这样好不好呢？”

郭心田蹙着眉头，有些迟疑地说；“不……不行吧？”

“对了，肯定不行！这样就会东家看着西家高，西家又认为楼上高，最后谁都不答应。这就叫‘善不能带兵，义不能发财。’”马振水循序善诱地接着说。

“其实官与民的关系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分支，那就是官与商的关系。有人形容政治是金钱的女佣人，这句话你可以玩味一下。”他抿一口茶，继续说：“好多专家说房地产绑架了政府和经济，好像是政府可怜巴巴地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似的，其实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

“在当下，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实际是中国最大的财富分配。在西街村的土地升值中，政府其实是最大受益人。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商”，政府实际上已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体人之一，往往自己本身就是市场的投机者。心田啊，依赖土地财政就像抽大烟，一旦染上了，再也难放下。 这时候你发现政府与开发商依然成了连体婴、并蒂莲和比翼鸟，成了赶都赶不走的合作方。它甚至比你还急着拆春光小区呢！有政府做坚强后盾，要人给人，有枪有给枪，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你怎能不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郭心田两眼瞪着天花板，表情茫然，喃喃道：“可是住房与粮食一样，都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一旦民怨过大，出于维稳的考虑，政府断臂求生的可能性也不小，到那时谁被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一定呢。”

马振水哈哈大笑起来。欣赏地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开始入门了。俗话说‘钱难挣屎难吃。’这几千万要是这么好拿，你能信么？其实我所给你的，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你能给我的，是火中取栗的成果。彼此彼此，这样才公平。”

他沉吟了一下，看着窗外的婆娑的竹林说：“能干大事的人一定要具有底层情结。他必须了解底层并且善于利用底层。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好你。”

屋里飘来轻轻的鼾声，郭心田瞥了一眼，是郁芳仰在躺椅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