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大陆的体制在鼓励生育，并且强化“越穷越生”的机制。 在历史上，当民众贫困、缺乏私有资产保障，而且缺乏教育的时候，民众主要的指望就是生孩子，生很多孩子。 这种“养儿防老”，实现经济保障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普遍适用。 在中国历史上，极权奴隶制下的民众，在每次人口大减损之后，进行大量繁殖，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反映。 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灌输，更加剧民众生殖的步伐。 而毛时代，为了能够用“人海战术”，毛仿效苏联提出“英雄母亲”，倡导人们多生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人口一家2-4个孩子，农村5-8个孩子的情况相当普遍。 独生子女家庭反而很稀缺，别人还会怀疑独生子女是抱养的。同时，随着盘尼西林等廉价药品的普及，一些基本疾病得到医治，民众寿命显著增加。 在人口大量繁殖、民众寿命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膨胀。 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类似，都经历人口爆炸期。 类似的情况包括，中印都实施计划经济，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中印都缺乏基础教育，社会文明教育极为匮乏。 在“二战后”，晏阳初开始进行农村试点普及教育，已经在部分地区取得巨大成效，可以开始进行全国推广。 但是1949年后，这样的教育中断，信息被完全阻隔，民众重新回到愚昧状态。 农村一方面上缴大量税收，一方面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支持。 农民还得自己出钱凑份子，让缺乏正规教育的“民办教师”来给孩子上课。 而在城市里，大量的知识分子被屠杀或者批斗，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真空”状态。 而在印度，种姓制度让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难以得到文明教育。所以，在这样的类似情况下，中印两国都经历人口快速增长，民众同样贫困的处境。 当然，由于印度的“食利阶层”总数和铺张浪费程度，远远低于中国。 而且，中国体制导致社会生产模式遭到很大的破坏，各种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产出停滞不前。 在粮食生产萎缩、人口激增的两方面情况下，中国民众日益贫困。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体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 体制当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口继续膨胀，体制就难以再维持统治。 因为，人口越来越少、粮食越来越匮乏，能够留给城市和体制的剩余也越来越少，城市和体制就要陷入饥荒。 所以，体制从最初倡导多生孩子的“人多力量大”的政策，急剧改变到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 所谓“计划生育”，其实是通过大规模杀婴的直接手段，试图控制人口增长。 不过，由于极权奴隶制的特点，这种计划生育只是“扬汤止沸”。 因为，对于无财产产权、知识水平低、无基本社会保障的民众来说，生孩子“养儿防老”是个人经济的基本诉求。 尤其在毫无保障的农村，这种诉求更加强烈。 因为，除了“养儿”之外，农民们没有其它的方式保障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问题。 在当时，城市家庭因为体制问题，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就要被单位开除，所以“计划生育”进行的相对顺利。 但是在农村，计划生育就成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极为严厉，当“一阵风”来的时候，不论是否第一胎怀孕都要强行引产，有的地方甚至直接见到孕妇就朝肚子上踢；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则进行纵容，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当然，如果不交钱就超生的话，村里就会采取牵牛扒房等措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穷困农民为了能够生孩子，开始到处“打游击”。 因为，农村处于奴隶制的最底层，从现实、经验和直觉上，都不相信体制。 同时，城市民众则较为相信体制，相信“计划生育”后，“国家”会给自己提供养老。而农村仍然保持着高生育状态，只不过很多人不再给孩子上户口，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再说。 因此，中国存在大量的人口隐瞒的状况，尤其是女性的隐瞒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自身的增长在急剧减少，而农村人口充斥各个城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因为少生，再加上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因此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 城市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较为优越、相互物质攀比的环境中，对物质条件要求较高，而且越来越高。 同时，农村多生的孩子缺乏基本教育，十几岁就到城市或者周边工厂打工，也对城市的物质消费有着强烈的欲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文化“合流”，形成对于物质消费的狂热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个人的物质消耗迅速增加，造成了社会对于物质需求的几何级数增长。

粮食缺口是人口和土地矛盾两个方面激化的结果。 当人口激增、个人的物质消费需求激增的时候，就意味着对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物质需求激增。 而中国人为了能够支持物质需求，就要进行大量出口、换取外汇，大幅增加相关物质需求的规模。 而这些物质都来自于对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或者叫做掠夺。 尤其当使用的方式原始落后的时候，掠夺的意义更加显著。 当中国人口激增后，需要要吃更多的粮食，而且要增加肉蛋奶的摄入。 这种人口总量上升，个人肉蛋奶摄入量上升，结果就是粮食需求的双倍上升，需要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和饲料，并且饲养出更多的猪鸡牛羊鱼等肉蛋奶品种。 另外，当人口激增后，需要盖更多的房子，容纳更多的人口。 而且，随着人们的物质要求提高，人们要更少的人，住更大的房子。 在公元2000年前的时候，很多北京等城市的人家，50多平米的两房住宅居住着一家四口到五口。 到了2010年，很多夫妇俩自己就住90多平米的房子，还被称为“刚需小户型”。 除此之外，人们还要“炒房”，把房子空置着。 按照北京公丨安丨局的调查，北京的空置房屋是381万套。 即使很多人说这个空置房数目被“夸大”，也说明人们“炒房”空置的规模。 在更多的住房需求、更大的住房面积、更多的空置房支持下，房地产得到迅猛扩张。 在各个城市的房地产扩张的背后，是这些房屋和相关的相关配套设施，占据了城市周边的大量良田，尤其是种植蔬菜的良田。 同时，这些房地产的钢筋水泥、建筑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等产品的生产和运输，也要毁坏、污染大量的耕地和自然资源环境。 同样道理，人们大量买车、进行其它消费的时候，也同样消耗着大量耕地和资源环境。 进入21世纪，50-80年代人口出生最高峰时期出生的人们，成为消费的主力。 不论从衣食住行用等等各个方面，人们都在追求“更多、更多、更多”，形成爆炸式的物质需求扩张。 而且，大量人口参与到出口当中，进一步加剧爆炸式的物质需求 扩张。 当社会民众以“小农暴发户”心态追求物质消费，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对耕地和自然环境造成沉重的压力。

沉重的消费压垮了耕地和自然环境。 愚昧的民众在疯狂消费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消费对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开始流行穿着羊绒衫，被称为“软黄金”的产品。人们穿羊绒衫的时候，不会考虑山羊对于草原的危害作用。 同样道理，当人们大量消费羊肉的时候，也不会考虑过度放牧对于草原的危害。 当然，如果人们连眼底下的耕地被毁都漠不关心，更何况远在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之外的草原？ 在人们想着住的更大的房子、而且还在炒房的时候，根本不会思考大量房屋建设会对城市周边的良田造成毁灭性影响。 人们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 不过，人们不仔细思考，这种“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自我毁灭基础上。 随着各大城市拼命地外扩，各种工业区建立起来，各种铁公基开始建设，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良田被大规模毁坏，很多地区的良田被毁坏殆尽。 人们在草原上、河流上游、湖泊周围建立起大规模的化工企业、钢铁水泥企业、或者开矿等，这些企业不仅污染当地的环境、对当地环境造成不不可逆的环境毁坏，还对下游造成严重污染。 另外，在前30年建立起大量的劣质水利设施，不仅给当地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对气候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很多地区降水失调。 在后30年，人们仍然不吸取教训，继续建造各级水坝。 其中，最大规模的是三峡大坝，不仅造成西南、中南等大规模地区的气候异常，而且随时可能造成严重的地质灾害。 所谓“地质灾害”的结果，就是三峡存在决堤可能，直接淹没多个长江中下游的大城市，并且能够一直影响到上海。 我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曾经粗略分析过中国人毁坏植后，造成的气候异常。 从这几年的趋势可以看出，华北、华东、中南、华南等地的气候异常在连年加剧。 结合“小冰河期”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气候异常开始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量耕地遭到毁灭性破坏，自然植被遭到大规模毁灭性破坏。 这些破坏意味着人们只能在更少、更加劣质的耕地上，在更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种粮食、种菜。 在人们消费需求更多、土地能够生产的粮食更少的背景下，粮食缺口在迅速扩大，以人们不知不觉的方式迅速扩大。 如果放在古代或者前30年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种粮食缺口很早就变成大饥荒，席卷整个国家。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体制通过三个主要措施，掩盖粮食缺口，继续对耕地和自然环境进行更加彻底的毁灭性掠夺。

为了掩盖粮食缺口，社会持续加大三个方式的力度。 这三个方式是：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我在2011年的时候，分析“猪吃人”的过程中总结，今年二季度基本上就是饥荒开始的时间。 体制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通过在三个方式上的手段，加大表面的粮食供应，所以饥荒似乎还没有发生。 不过，这就像2011年，银行大规模推广理财产品一样，虽然民众的热情很高，但是民众的作用有限。 虽然体制在三个方式上已经用尽了全力，同样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延缓饥荒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