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好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加工厂老板们面临“指数级”的困难。 作坊式工厂的小农老板们，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比如，很多工厂老板们觉得，虽然经济不景气，总有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剩者为王”。 老板们都在想着，等熬过一段时间后，其它工厂倒闭了，自己就会好起来。 因为，不论经济怎么变化，业务总是有的。 当市场淘汰一个竞争对手，自己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订单，也就有机会活下去。 从很多人的角度，这样的思维方式看上去很合理，人们觉得这样想没有问题。 不过，当人们这样想的时候，就表现出明显的小农思维，也就是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的想法。 这就是小农老板们的死亡局限，不从时间的角度考虑，不从空间的角度考虑。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社会成本”问题，也就是体制成本带来的“指数级”负担。 小农老板们只从自己的生意角度思考，但是不思考“社会成本”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问题。我在“2011年的波澜壮阔”中也论述过，每当一部分工厂关门倒闭，剩下的体制费用就要集中压到还没倒闭的企业头上。 这些企业的成本不会降低，只能越来越高。 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因为每一波工厂倒闭之后，也会引发相应的服务企业倒闭，人员进一步减少。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工厂倒闭之后，对于城市税源来说，是以三个层级的方式减少。 而城市成本难以压缩，因此都要摊到剩余的企业头上。 所以，越是经济困难、企业倒闭的多、剩余的企业在挣扎，摊到剩余企业头上的税费就越沉重。 同时，这个税费还不是单级，而是指数级。 我在“城市成本论”中说过的，城市是建设、运营、维护成本极高的“三高”经济运行体。 随着城市的扩张，相应的成本也在“三高”的状况下，以三个层级增加。 每当城市进行一轮扩张，比如从2环路扩张到3环路，即使面积只扩大一倍，城市建设成本都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建设成本不可能立即摊销，而是通过城市负债的方式摊销到未来，让未来的城市形成沉重的负债。 当城市扩张到3环路后，整个城市的各种运营费用，包括交通、治安等成本也成倍增加。 而且，各种修缮的费用也成倍增加，包括交通修缮、楼宇修缮等等各方面修缮。 所以，城市每扩张一个级别，都导致城市成本的三层级增加。 当城市扩张后，这些成本都要摊销到企业头上。 这也意味着，每一波企业倒闭之后，剩余企业不仅要承担已经倒闭的企业费用，还要承担多出来的城市“三高”费用。 所以，剩下企业的单位税收将以“几何级数”增加。 即使仅仅考虑到这样的因素，还不考虑未来世界经济可能更差、出口更少，沿海地区的企业都没有出路。 只不过，小农老板们从“点”出发的“单线思维”考虑不了这么多，所以老板们还都在撑着，希望有一天能够“好起来”。

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加速之后，将是“断崖式”的经济和社会的瓦解。 小农们最不缺的就是“信心”，也就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因此，小农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觉得“明天会更好”。 即使小农们吃着瘦肉精的肉、避孕药孔雀绿的鱼、喝着三聚氰胺雌激素抗生素的牛奶、甲醛农药重金属的菜，而且即使这些菜价翻倍地上涨，小农们还是觉得未来有“希望”，所以个人“要理性”、“不要太悲观”。同样道理，小农老板们一直在“硬挺”，大家都在亏钱撑着，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每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老板亏光了，被迫关门。 这些老板才发现，信心还需要黄金支撑。 没有黄金支撑的信心，结果就是一贫如洗或者直接跳楼上吊。 但小农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钱已经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再也赚不回来。剩下继续“坚持”的小农老板们不关心已经垮掉的小农老板们的境遇，不思考自己的“退路”，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些小农老板们虽然还“撑着”，但是随着亏损的持续，“家底”也越来越少。 不过，不论小农老板人如何“硬撑”，如何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都必须用黄金来应对“几何级数”增加的相关税费和非税费（比如说罚款）支出。不仅生意越来越潮，税收的负担更让剩下“硬挺”的企业更加速损，也让一直怀有“一线希望”的企业老板们逐渐绝望。 到某个时间点，大多数企业或者血本无归、或者小农老板们“群体式”乌合之众的心理完全崩溃。 当小农老板们都觉得没希望了，绝望情绪开始传染，就会在某一段时间集中关门。这个时候，大多数工厂就会集中关门，经济形成“断崖式”瓦解。 同时，服务业也同样撑不下去，也会集中关门停业。 在这些地方打工的人再也找不到工作，纷纷离开沿海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沿海地区就会面对“人去楼空”的结果，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 比如，东莞常住人口为1000万，户籍人口为不到200万。 假如出口加工厂相当一部分关门，整个城市只剩下500万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鬼城”。 需要说明的是，到时候由于离开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剩下的人大部分是曾经依靠体制、收租等生活的人群，缺乏基本的谋生技能。 这些人别说生产产品进行销售，就是进行城市清洁工作，都难以胜任。 当内地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沿海之后，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得饿死。

“断崖式”瓦解一旦开始，势不可挡。 在2010年第三季度，我曾经分析过经济和社会的“断崖式”下跌。似乎一片欣欣向荣。 这个时候，经济像是在“登山”的过程中，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 人们都为未来美好的前景而欢欣鼓舞，觉得明天会“更好”。 但是，人们没想到的是，登山过程中的某一个“闪失”，直接就掉到悬崖下。 2012年，鄂尔多斯的高利贷爆破，无数人的发财梦破灭。 之后，外地到鄂尔多斯的打工人员大量离开，整个地区人口急剧减少。 因为，除了挖煤之外，社会上基本已经没有可以赚钱的地方。 所以，最初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各种行业和相应的人员没钱赚，自然离开鄂尔多斯。 需要说明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鄂尔多斯新城的房价达到过10000元/平米，而且人们觉得房价还会持续上涨。 在这个时候，没人说房价即将下降，更没人说房子不好卖。 而且，当时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号称超过香港，无数人对未来经济看好，自然会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但是到了2011年，有人爆出房价已经跌到3000元，后来被官方“辟谣”。 而2012年之后，鄂尔多斯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大多数人都离开鄂尔多斯后，新城的大片高楼就是卖1000元/平米，有谁还会买？鄂尔多斯就是这种“断崖式”下跌，到了某天高利贷维持不下去，不仅仅是经济出问题，而且是“人走楼空”。 有的当地人本来开了饭馆，还准备依靠买饭赚钱，结果连人都没有了，做了饭卖给谁？ 而且，他的钱都投入了饭馆，没人吃饭，他靠什么生存？ 即使他有体力下井挖煤，但挖煤需要的人也是有限的，剩下的人们怎么办？ 沿海经济加速瓦解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加工厂老板之所以“硬撑”，其实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 老板们都清楚，一旦工厂停工，工人就都要离开。 这些人一走掉，以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工厂没有一定的骨干员工，即使有机器、有订单，也很难重新开起来。 尤其是购买了比较昂贵机器的老板们，这种困境更加明显。所以，工厂为了养着里面的骨干，希望以后能够“起死回生”，也不得不撑着。 如果撑不下去，整个设备就基本上废弃，厂房也成一片废墟。 问题在于，现实不是老板们决定的，不是老板想撑就能撑得下去，随着“断崖式”瓦解的开始，工厂老板们没有钱了之后，必然面临集中停工，并且集中遣散工人，就会形成大规模的新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