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在于，小农们很难理解“大工业”文化。 毛拿下江山后，站在城楼上踌躇满志。他希望城楼的周围建起高高的工厂烟囱，他认为烟囱林立就是“大发展”了。 当时，梁思成建议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在其它地方再建新城区。 这样形成不同区块相互分别、相互联系，也就是分区组合模式。 但是，毛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决意要炸掉北京城墙。 而炸掉北京城之后，北京就可以做的“规模大、功能全”。 而直到现在，北京都在往外“摊大饼”，“面多加水、水多和面”，一环一环往外扩张。 这种认为城市就是“大”，而且要把污染工业放到城市的思维，就是小农们对于工业的认识。 同样道理，刚刚洗脚上田的小农们开了一些作坊式的工厂，利用传销系统逼出来的奴工干活，再给外资或者外贸当廉价劳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小农企业老板们，就感觉自己已经是从事工业了。 而这种人们把中国的作坊式组装加工当成“中国制造”，就是小农文化的具体表现。 可以说，小农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 “大工业生产”，只是按照自己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再通过自己可怜的想像力进行加工，就形成了他们认为的“大工业”。 所以，而小农老板们觉得“大工业”，就是规模大，比如一个大玩具加工厂雇佣10万奴工，大规模地盖厂房，建立起“现代化”的办公楼。 这就是毛和其他洗脚上田的企业老板的共同特点，难以理解到底什么是“工业化”。 他们不知道，“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工厂规模多大、厂房办公楼有多少、机器设备有多先进；“工业文化”更重要是表现在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文化方面。 “工业”文化的重点在于大规模的协作，包括企业协作、社会协作等。 而且，人们通过各种跨功能、跨系统的协作方式，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组织效率，包括家庭效率、企业效率、社会效率等。 在系统协作背景下，个人就需要培养眼界开阔、思维全面、行为系统等等特点。而刚刚“洗脚上田”不久的小农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物质，看不到内在的协作精神。

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差异是代际差异、社会差异。 小农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进化，需要一代人到数代人的培养熏陶才能完成。 小农式的加工厂老板们以为，自己弄个加工厂，做几年就能实现“工业化”。 这是他们基于自身的小农思维而形成的自我幻觉。实际上，一个小农进城后，一般需要从工人做起，生手、熟手、技术工人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开始从个体、懒散、随意、低效的生存行为方式，向协作、紧张、规范严谨、高效的专业行为方式转变。 这种文化形态不是按照从事的工作区分，而是按照工作的方式区分。 美国的农民种粮食和买粮食，也是专业行为方式，属于工业文化的范畴；而中国作坊式加工厂老板进行生产销售，其行为方式仍然是小农文化范畴。 多说一点，西方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主要通过教会的教育完成。 比如，教会在全社会的普及教育中，强化“爱邻如己（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等方面的教育。 通过教会每周、每日对全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让人们日积月累地接受协作教育，并且一代代地重复教育，支持了整个社会的协作观念和协作能力的成长。 在整个社会进行协作教育，以较为均衡的状态进行提升的过程中，工业文化也就得到系统的培育。 而在中国，由于缺失了全社会每周一次去教会的关键环节，所以社会均衡系统基本上无法得到贯彻。 这就是水桶的“短板理论”，一个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不论其它板子有多长都没用。 当然，小农们无法理解这种概念，因为小农们都自己拿手捧水、弄个瓢舀水等等。 所以，中国小农文化思维的转变，往往是农民进城当工人，虽然行为上逐渐变成工人，但是思维上仍然以小农思维为主导。 而向工业文化思维转变，主要从这些工人的孩子们开始。这些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受到工厂环境的教育和影响，能够从小就培养出一定的工业文化思维。 另外，小农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上大学，在大学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快速接受和适应工业文化，开始形成工业文化思维。 经过这种大学“速成”，有一小部分人按照正确的方式重新思考和理解社会，加上个人的聪颖和积极改变，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工业文化。 不过，大多数学生的适应和自我提升能力比较弱，即使学习了具体的技能，但是小农文化思维没有明显变化。

由于缺乏全社会的系统化教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小农化”进程。在前30年，一群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的人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掌控社会。 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个方式重新开始，不过这时候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城市化”、“与国际接轨”等名义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小农思维重新成为社会导向。 这个方式主要由两方面组成：1、上层系统： 在中国的层级社会中，能够升官发财、占据主流媒体的权贵阶层，主要是小农文化背景。 他们向民众展示他们的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成功”。 然后，在宣扬他们“成功”的过程中，顺便宣扬小农思想。 2、中层和底层社会：绝大多数人从农村或者小县城到了城市，对整个城市进行“兑水”。 当少数人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开始学习工业文化的思维。 但是，当中国快速进行“城市化”的时候，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城市，其人数迅速超过城市人，结果是城市也变成高楼版的农村。 比如，如果人们从北京往北走到北五环之外，从北苑家园再向北的话，已经难以让人想像这是在北京。 除了林立的高楼之外，包括街道的状况、人们的装束、气质，更让人觉得这是在内地的三线城市。 北京经过60多年的时间，人口从几十万爆炸性增长到2000多万，结果只能是小农文化摧毁城市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文化思维重新占领社会，成为社会的主要方向。 于此同时，具有工业文化思维的人逐渐被淘汰出中国“主流社会”。 其中，一部分人通过留学、或者移民的方式到了国外。 在我母亲的高中同学（北京的女中）中，大多数的孩子都出了国；她在的企业中，和她一个年龄段的高工，大多数孩子也都在国外。 不论高中同学聚会，还是同事一起聊天，基本上都在谈孩子在国外的情况，他们也经常出国探亲，或者已经办了移民。 还有一部分呆在国内没有出国，而这些人往往痛苦而孤独地生活。 虽然这些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会很差，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思想的共鸣。在人们都在谈论钱的时候，他们郁积了大量的思想和感情，经常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