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口导向”开始，中国经济中的就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如果说中国的“进口替代”还是从国内民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民众的生活需求的话；“出口导向”已经开始脱离国内民众，让经济和民众生活脱节。 甚至可以说，越是按照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导向”，就越需要民众的生活贫困。 因为，只有民众生活贫困，才能给廉价出口加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所以，不论北方和内地工业系统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还是农业税让农民难以生存下去，都导致大量工程师和中高级技术工人（来自工业区）以及低级劳工（来自农村）涌向沿海地区。 这时候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抛弃民生而发展经济？其实，只要认识到传销系统的特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开始转向国际经济。 传销系统要想维持，不能依靠现有的经济，否则就会发生“内爆”。 这种情况不论在前30年和第一个10年都在反复发生。 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的状况，整个系统就要垮掉了。 所以，系统要维持，就必须实施其生存之道：扩张。 只有扩张，系统才能够生存。 这个大家也清楚，只要能够弄到“下线”，传销就能维持下去。 而“出口导向”就是，当传销系统将眼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开始了自己新的国际化扩张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就又给系统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 而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就是整个中国越穷，被迫参与到“出口导向”的人越多，其增长潜力就越大。问题在于，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美国经常准备动用贸易制裁条款，每年都让系统非常紧张。 为什么每年都紧张？ 因为，早期出口额并不非常大，而内地经济已经开始垮掉。 如果因为美国制裁而导致出口大幅受挫，系统可能随时崩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开始了积极的谈判，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世贸组织）。 而为了“入世”，朱做出了巨大的、无数的让步，也就是让其他国家占更多的便宜。

随着“出口导向”的深入，中国进入“小散乱”赚钱的时代。 除了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文化”时代。 如果按照社会经济粗略进行划分，可以从低到高分成：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服务业文化。其中，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关键支持，也是更高级的服务业文化的基础。 当经济发展后，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现代服务业”。 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什么是工业文化，就无法理解“现代服务业”是什么意思。 比如，瑞士是世界上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典型，其（广义）旅游业和金融业在世界颇具影响力。 而这与瑞士的高端制造业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瑞士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瑞士的高端服务业。 与之相对比，在中国沿海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这些地方开办了无数的乡镇企业。 从工业文化角度，中国这些乡镇企业仍然是典型的农业思维，就是小农们弄个作坊式的工厂，就开始“创业”赚钱了。 而且，由于国际上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及内地大量技术人员和普通奴工的大量涌入，让这些地方的小农式工厂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但是，不论这些地方的企业规模到了多大、赚了多少钱 ，都没有进入工业文化的阶段，仍然是小农意识主导的“作坊”。 进入21世纪后，很多“作坊式”的老板在暴富之后，号称要进军“世界500强”、做“百年老店”。 而且，在cctv 2 的《对话》栏目中，多次出现中国这些小农老板和国际大企业老板进行“对话”的场面，看着这些中国老板充满期待、激动和骄傲的脸，然后再对照他们进入“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我经常就觉得这些老板们可笑。 我生长在工业区-苏联援建的结果，基本上没有创新，只有生产、检修和抢修。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逐渐折旧老化、过时淘汰。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工厂，都有完整的管理队伍、工程师队伍、科研所、技术工人队伍、配套车间和相应的工程师和工人队伍，都是完整的运作体系。 在这样的工厂当厂长，如果让别人佩服、愿意跟着一起努力工作的话，必须具有很强的超前的市场观念和意识，滔滔不绝讲一天而且还吸引人、能够知人善任、而且精通专业知识。 而这样的要求，还只是中国的苏联式工厂的要求，还不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创新能力。 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企业老板？ 只要看看2000左右，有名的中国老板的简历，即使大学毕业，也大都从小在农村长大，根本不懂现代化企业为何物。 这样的老板和西方企业打交道，只有被玩的份儿。

不过，在系统的操控下，人们还是对“出口导向”充满期待。 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也很容易，只需要简单的舆论引导就行。 因为，从内地国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闭。 因为，按照“城乡剪刀差”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企业，看上去根本没有竞争力。 当时，很多内地的企业领导到沿海考察，感觉到沿海的活力，都觉得内地企业没有希望。 当然，人们还是归结为体制，认为体制不改，内地的工业就不可能活下去。 问题在于，人们走马观花地“考察”，往往会看别人好的地方，羡慕别人的经济发展，而忽略掉自身的优势。 所以，人们觉得国营企业必然倒掉的时候，国营企业的倒掉似乎就变得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人们不去思考，系统会不会对自己的失败负责，而只是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 然后，很多内地企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流向沿海地区。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所知道的一些30出头的年轻工程师，从内地国营企业每个月挣300-500多元（有时候还欠薪、然后就不发了），到了广州的外资企业收入直接达到5000-6000元。 而且，外资企业还给个人办户口到广州，安排家庭住房，承诺安排妻子就业。 当然，这些人的妻子往往也是大学生、工程师，就业也不是问题。 而随着这些国营工厂的骨干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逐渐离开后，整个企业就像被抽了“脊柱”，一步步开始散掉。 而在沿海工作的人越多，越刺激国营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离开，国营企业就散的越快。本来，很多国营工厂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只需要重新整理和组合。这些人如果重新建立企业，只要花不多的钱购买先进设备，就可以很快建立高质量的生产企业。因为，这些人都是精通技术和业务，在向外购买机器设备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机器，而且让厂家培训员工修理机器。 不用像刚从洗脚上田的农民老板们，花很多钱买了机器后，自己还不会修理。 这种情况，就像孙立人组织训练的新一军，只需要配备先进的美式武器，就可以以少敌多打垮日本精锐部队。 但是，在当时的内地，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建立起这样的企业，保留住国营企业的系统。 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经营意识、组织能力、筹钱能力，更重要的是冲破体制各种阻碍的问题。 经过5-10年的时间，当这些骨干人员离开后，其他工人也没用了，即使在前期坚持下来的企业，后来也逐渐垮了。 国家就像扔掉旧鞋一样，废弃以前的“高福利、低工资”的承诺，让剩下的工人们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