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个10年的铺垫 – 第三个10年的前提

价格是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 一个持续创造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工资上涨幅度比物价上涨幅度快。 反之，毁灭财富的经济体必然是物价上涨幅度大于工资上涨。 如果理解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明确一个社会的实际状况。

每次物价大幅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都会导致一些人变穷。 我从09年底开始分析经济，就一直在分析通胀问题，而且强调10年开始大规模通胀。 当时，很多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都在说，菜价肉价等上涨对他们影响不大，所以对于经济不是大问题。 但是这些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并不去思考，他们不代表整个经济。 物价大幅上涨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要受到影响，进而再对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产生影响。 但是，即使和“中产阶级”们说这些问题，他们似乎都不当回事。 由于他们只看眼前，连前20年的历史都不学习和思考。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通胀意味着什么，无法意识到通胀对于他们的后续影响。 而在后30年的前两个10年，都出现过剧烈的物价上涨。 在每次物价上涨之前，社会民众似乎生活变好了，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 但是突然之间，涨价打乱了人们的期望，让人们的生活突然又出现重大变化，主要是突然变穷。 在第一个10年，突出的体现是工业品大涨价，让农民穷下去。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农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和辛勤劳动，成了当时标志富裕的“万元户”。 而当时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才赚100多元，需要工作5-8年，而且不吃不喝，才能攒“万元”。 经过工业品大涨价之后，富裕的农民很快变得相对不富裕。 而工业品大涨价刺激了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也让当时人满为患的城市开始享受农业增长的好处。所以，第一个10年的物价大涨，等于让农民从新开始变穷。 到了第二个10年，在邓“南巡”后，实际上掌控经济的朱则进行“物价闯关”，也就是让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内地的工资开始停滞，也就意味着内地的民众开始变穷。当然，系统不会真正让下线获得好处，所以朱制定政策，重新开征农业税，并且重新实施粮食收购的控制，让农民的生活进一步下降。

物价上涨关乎物资资源消耗。 每次物价的变动，都是对物质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从自己的收入和物价作对比，感觉到自己是富裕还是贫穷。 关于收入和物价的分析，我在《货币-经济的血液》中说到过。 简单地说，就是“剩下的就是赚了的”。 打个比方，在过去20年，如果一个人在日本工作和生活。 他的收入不变，那他在变得越来越“富裕”。因为，日本的物价在持续下降，导致他的收入能够买到更多的产品。 也就是，他的收入能够让他消耗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富裕。 为什么日本的物价持续下跌？ 原因也很简单，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量远远超过货币增加的数量，也就是物资多、货币少，所以价格持续下跌。 同样道理，物价上涨则因为货币比物资增加的速度快。 而社会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让一部分人变穷，减少物质资源消耗。也就是让人们的收入消耗越来越少的产品。 当农民成了“万元户”，希望消耗城市工业品的时候，国家通过工业品暴涨来让农民重新变穷。 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就是逆来顺受，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变穷，减少工业品物质消耗，也很简单容易。 到了第二个10年，粮价暴涨的结果就是，内地的城市开始快速变穷。 变穷意味着什么？ 就是人均拥有的资源减少，人们被迫减少消费。 这个并不是仅仅反映在工资上，而且反映在物价上，甚至反映在物质资源本身。 当物价上涨，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时候，人们就被迫削减开支。 比如，很多人国营企业的人到了80年代，已经经常能够吃到肉。 但是，经过90年代的大涨价，以及大量工人下岗，让无数下岗工人连肉都吃不上。 到了晚上，很多人去菜市场捡剩菜，作为家里的副食。 通过这样的方式，物价和消费达成新的平衡，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问题在于，当工人们大量减少食品消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 答案也很简单，都到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消费开始大量增长。

从地区的角度，90年代的大涨价对于系统具有关键的意义。 中国的特点是，北方和内地关心政治和文化，东南沿海关心经济。 这种文化和历史传承有关，和经济特点的关联更大。 一方面，北方和内地主要依靠内部经济生存，而东南沿海可以依靠对外贸易生存。 另一方面，北方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和教育系统，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高。 这种工业和教育系统虽然被传销系统肢解，但是人们可以很快恢复过来。 比如，虽然很多工厂是苏联的陈旧设备，但是在这些工厂的运转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协作体系，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产销系统等等功能。 如果这些工厂的整个系统能够完整保留，并且实施轻工业产品出口或者加工，和沿海农民们建立起来的作坊式经济进行国际化竞争，能够占据更大的优势。 但是，内地的“主人翁”们已经习惯了80年代开放的思维，喜欢“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为，这些人更加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就像90年代的北京“的哥”，说起话来感觉也像中央领导人。 他们思想开放，对中央的各种事情一清二楚。 他们成为网络还没有流行之前的重要信息中介，甚至可以被称为非正式的社会教育者。如果让北方经济发展起来，不论是国营企业的工人，还是体制外的的哥，随时都会从根基上瓦解传销系统。 与之相对比，沿海地区的人们主要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且，沿海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还会支持传销系统。 所以，通过物价大幅上涨，让内地民众开始吃不上饭，瓦解整个北方和内地的工业基础。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再次为了饭碗而“努力”，无暇再关注传销系统的问题。 结果，这样的政策非常成功，整个内地的工业基础被打散，社会全面贫困，再也没有力量和系统抗衡。 更重要的是，沿海作为系统新的受益者、又是支持拥护者，一方面获得系统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支持系统，让传销系统再一次获得生存的机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再一次和传销合流，占据社会主要“阵地”。 传销系统又发现新的“导向”，就是宣传发财、消费等方向，社会文化导向也开始了关键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