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的特点就是传销。 当传销组织确立后，就会以传销的思维为中心，以传销组织为保障，以传销的运作为生活方式。 必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关键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口号？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人们以利益关系建立起来，而人们的利益关系决定利益归属。 利益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1、生产利益；2、分配利益。 按照一般人来说，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 如果一个人说：“来我这儿吧，让我们一起做蛋糕!” 或者像《列宁在1918》里说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这时候，人们会怎么想？ 理智的人们就会想，做了蛋糕之后，蛋糕归谁所有？ 也就是谁具有分配权？ 如果不弄清楚分配权，那就不费劲去帮助做蛋糕了。 因为，自己费工费力，然后为他人做嫁衣，这不是脑子缺根弦吗？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玩一玩，自己高兴高兴。 而很多人则因为从小的教育问题，形成大脑的思维残疾，就会积极参与“做蛋糕”的行动中。 因为，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参与了“做蛋糕”的行动，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 但实际上，人们总会遭遇的情况是，在没有明确如何“分蛋糕”的情况下，人们就积极去参与“做蛋糕”，蛋糕做好后往往没有自己的份。 不仅如此，很多人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比如，列宁在人们的共同支持下掌权后，开始实施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人口的大规模死亡。 在过程中，曾经支持列宁掌权的群体反抗列宁的政策，引发列宁对他们进行群体消灭。 而这种思维反映实际状况中，就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在最初，“上线”号称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间天堂”，这个口号吸引了人们的踊跃参与。 但是，“上线”们没有说，到底谁能够享受这样的“人间天堂”。 结果，“下线”们经过“抛头颅洒热血”之后，变成了“上线”的天堂。 从后30年开始，“人间天堂”已经对人们没有吸引力了。 因为，在 49年前，人们普遍生活不错，还有闲情逸致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人间天堂”。 到了后30年，人们已经普遍穷的一塌糊涂，需要吃饱穿暖，并且要改善居住条件等等。 这个时候，就只能重新建立目标，就是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先弄弄经济，再给人们一个憧憬的空间。 同时，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也就是“上线”们要集中精力弄钱了。

到了88年，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瓶颈。 从经济的角度，85-88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通胀期，中间出现人们的“囤积”热潮。 也就是说，在耀邦下台之后，社会经济形势并没有转好，而是快速转向恶劣。 而这样的通胀可以说是“结构性通胀”，也就是因为社会模式本身的问题，导致的通胀结果。 其中，很简单的原因是，“上线”们的数量开始增多，而且要从中更多地获利。 由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人是不同的群体，所以社会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在辛辛苦苦做蛋糕，憧憬着将来能够自然地分到蛋糕。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想着等蛋糕做大后，从中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 所以，不论“官倒”还是城市民众收入上涨，都是“分蛋糕”的能力强，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做蛋糕”。 问题在于，农业的产出增长已经枯竭，也就是“蛋糕”已经做到头了。 同时，人民群众存在“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也就是人们还想分更大的蛋糕。 更重要的是，“上线”们的物质需要增长更明显，而且通过“官倒”的方式开始暴富。 这时候，利益矛盾开始明显变得尖锐，因为“整个蛋糕”已经基本上固定，人们还希望获得更大的部分。 这时候，有人就开始思考，应该怎么样分蛋糕，让蛋糕分配变得合理。 其中，以部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为主导，结合发达国家的情况，人们开始进行思考。 在当时思想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这些人等于重新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路。 这时，关键事件出现了，耀邦去世。 于是，开始被打压的思想激发出来，人们要全面对社会进行反思。 当然，也不用反思，其实所有事实都非常清楚。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利用“双轨制”赚钱的人们，以“上线”的子女们为代表的群体。 另外，就是揭示“特供”的事实，同样也是要消除“上线”的特殊利益。 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对的人开始认识传销系统的特点，从一小部分人迅速蔓延到全国。 面对这样的情况，传销系统开始动用tank，压制了这种声音。 不论前30年的“内爆”，还是第40年的压制，都说明一个问题。 当传销系统到达极致的时候，必须通过你死我活来解决问题。

进入第二个10年，也就是思想封闭，社会开放，对外开放的阶段。 第一个10年的思想开放，让整个系统极为恐惧。 系统再次体会到，“自由化”思想对于系统的摧毁性。 而思想是深植于个人内心，不论社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有少数人具有对系统摧毁作用的思想。 要想消灭思想，或者消灭这些人，或者将这些人的思想转移。 前30年通过系统方式，消灭个人而消灭思想。 但是，到了后30年，社会转变了，没人敢这么做。 所以，而tank消灭的方式，更多是对民众进行恐吓，让民众不再追随这些思想开放的人群。 但是，这种方式只能暂缓一时，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到90年代初的两年，系统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个状况下，邓进行“南巡”，开始了新一轮轰轰烈烈的系统内重组，“孔雀东南飞”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邓南巡的主要地点是深圳，曾经被耀邦作为重要的试点城市，耀邦直接插手进行关键的方向制定和主要决策。 这个试点城市的目的要证明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可能性，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系统等内容。 但是，“南巡”之后，就只剩下办企业方便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更重要的是，广东一方面和香港东南亚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受惠于叶家的势力和叶选平的思路，在当时经济依靠出口，已经开始起步。 随着大量人口和资金涌入广东，广东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出口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产品大量行销国内。 而邓的“南巡”对系统具有决定性作用。 这个举措既能够保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稳固，也就是保障传销系统；又能够在改革停滞后，继续进行“开放”。 也就是通过鼓励广东私有出口经济，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保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就保住了传销系统。 从这个时候开始，沿海经济在系统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做蛋糕”的关键途径。

经过“南巡”，新的社会系统开始建立起来。 由于国内“做蛋糕”的潜力达到极限，就需要开发“外向型经济”能够带来的“蛋糕”。 广东经过10多年的积累，已经初步形成做衣服、做鞋的能力，为出口服务。 而“南巡”之后，大量的资金和人员的涌入，将这个能力迅速扩大。 不过，广东这样的经济环境，需要的是国内人口的自由流动。 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系统开始大幅放开对人口的管控。 最初人们必须开具介绍信，才能够到外地办事，否则往往寸步难行。 而这种管控方式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需要，所以就开发出“居民身份证”系统。 什么叫做“居民身份证”？ 就是说证明你的身份，可以作为居民，而不是“盲流”。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不用再携带单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介绍信，就可以去其它地方。 而且，取消粮票等票证，也为这个系统做了铺垫。 当然，即使你有身份证，也无法随便去其它地方居住。 要想居住，还必须到当地报到，开具“暂住证”。 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巨大变化。 身份证+暂住证的模式建立，从人身依附关系上，是个关键性的改变。 这个改变标志着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开始转向半奴隶半封建社会。 奴隶制社会的意思是，一个奴隶的所有经济来源、生存条件都必须依附奴隶主。 如果奴隶不依附奴隶主，奴隶主随时可以通过饥饿手段或者调动其他奴隶的手段，消灭这个不想依附、不想服从的奴隶。 而即使奴隶不想依附奴隶主，没有介绍信和粮票，奴隶也寸步难行，跑不掉。 而有了身份证和暂住证之后，这种完全的奴隶制开始改变，变成奴隶以封建属地方式管辖。 对于现有奴隶主不满的人们，可以跑到其它地区，在相对开明的奴隶主下面干活，给开明的奴隶主创造“蛋糕”。 当然，由于身份证的问题，也就是户口问题，人们仍然属于奴隶状态。 没有户口，人们连结婚生子都不行。而且，朱重新大规模开征农业税，不交税的农民就要被牵牛扒房。 而当时赋税过于沉重，虽然农民生活较为富足，但是没有那么多现金。 很多农民被迫到沿海打工，回来给当地交农业税。 这样既给沿海地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给当地带来了“暂住证”收入和其它相关营业收入，又给运输等各个部门带来了营业收入，还给当地带来的税收。 也就是说，农民每过一道坎，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农民为了交农业税，大量被迫到沿海打工的结果，就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