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进一步，系统思考整合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就会发现新的思路。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呈线性分布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动态结果。 孤立地看上述每个问题，似乎情况都不很急迫，还有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把自然和社会整合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将城市缺水和货币发行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形发现北京的房地产价格的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水资源分析，北京自身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水。而要保持其运转，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1、北京菜地从17万亩减到1万亩，大量的稻田也变成了钢筋水泥丛林，都节约了用水；2、从河北等地进行调水，缓解北京面临的水危机问题； 3、河北部分地区水稻改旱地作物。 这些措施从内到外，增加了北京的水来源、降低水消耗，从自然资源方面延长了北京的城市寿命。所以，从水资源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而且，河北也为北京的用水做好了准备，通过充分节水保障北京的供应。 另外，北京压缩菜地和河北的稻田的用水，同时也意味着对工业用水进行了非常大的压缩，也提高了北京的水资源使用效率。 不过在社会经济角度，这些措施的实施让北京形成了更强的经济对外依赖性。 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基础，已经失去了自我经济生存能力。 几乎所有的粮食和蔬菜都需要从外部调入，大量的水资源需要从外部补给，工业也尽量压缩，所以也没有了工业。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第一、第二产业都已经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北京只剩下了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而这样的服务业大都也是在为大机器服务，其所有的生存来源也由大机器供给。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低端服务业，为高端的大机器服务。 在现在的大机器环境下，北京获得外部资源供给的方式，除了河北省的无偿水调配之外，其它的都是通过市场行为实现。 所谓的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价格行为。 北京需要通过从大机器来的钱，购买所需的粮食、蔬菜、日用品、汽车、钢铁水泥、水电油气等等产品。 这时候，就出现了主要的矛盾，也就是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让北京的运转面临关键的问题。

而从经济角度考虑，北京的节水措施让自己更虚弱。 在大机器强化之前，北京有17万亩菜地，本地的蔬菜在很大程度上能让北京实现蔬菜自给自足。 这样种菜的方式对于市民来说非常便宜，因为农民直接进城卖菜就行了。 而城市扩张和节水之后，这样的菜地没有了，所有蔬菜都得从外界运来，直接拉长了蔬菜供应链，导致菜价快速上涨。 而且，房价上涨导致的房租上涨，和蔬菜收购价上涨两者共同推高蔬菜的零售价格。 这样的变化，让很多曾经的低收入者开始陷入困境，人们越来越觉得在北京生活得艰难。 不仅如此，大规模的印钞又给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尤其是低收入的人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打工者难以承受生活费用上涨的压力。 当北京自产土豆白菜，白菜1毛多一斤、土豆两三毛的时候，菜价上涨即使给人们造成压力，人们也可以通过吃土豆白菜过冬。 但是，当菜地全部消失，土豆白菜都2元一斤的时候，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而且，随着大机器为保持房地产和铁公基而发钞的数额越来越大，这些钞票效应开始明显传递到基本生活领域。 在菜价上涨之后，小杂粮的价格“飞”起来，然后是棉花和食糖，而食用油涨价也“蓄势待发”。 等这些价格都涨起来之后，主粮价格也必然上涨。 一旦主粮价格上涨，就会带动一系列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 另外，水电油气的价格也随时会上涨，以应对通货膨胀，保障自己的利润。 水电油气的价格上涨又会影响各行各业的价格上涨，形成价格上涨的螺旋循环。 这时候，因为北京所需的产品都需要从外地运输，因此必然会经历各种价格上涨带来的终端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这个过程将是个反复上涨的过程。 一旦这个价格上涨 过程形成，已经生活在边缘的中低收入服务业人员会大量离开北京。因为，大量人口来到北京是赚钱的，如果人们赚不到钱，反而倒贴，那么就没有理由留在北京。 而一旦这些人口离开北京，那么北京就又出现前面说的，大量低端服务机构关门，社会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中低收入的“中产”陷入生活困境，然后引发更多的人离开北京，北京作为大机器的核心也开始瓦解。 而北京一旦瓦解，那么大机器也就无法运转。

需要明确的是，过去30年大机器的运转方式是“经济机制”，而不是30年之前的军事化的配给制。 “经济机制”的本质是货币与价格。 不论什么样的利益，人们最终都要在心里量化到货币上。比如说，大量的粮食蔬菜水果等终端消费品进入北京，原因在于人们为了赚取货币，自觉自愿地把东西拉过来。 而河北能够长期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北京调水，也是基于北京给河北带来的各种利益或者效益，最后也要归结到货币上。 那么，一旦物价大幅上涨，人们就会形成更加强烈的价格上涨预期。 于是，农村的人们觉得储藏粮食比持有货币更保险，人们会大量增加存粮而减少卖粮，其它的生活日用品也类似，因此产区就会大量减少向北京的供应。 同理，如果河北认为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补偿失去的水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会停止向北京供水，北京的水资源短缺将明显加剧。 北京没有粮食、蔬菜和日用品，也没有了水的话，很快就会陷入瘫痪，进一步导致大机器陷入瘫痪。 那么，有的人说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征用的方式，重新回到配给制。 但实际上，通过分析北京的状况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设想是无法操作的。 过去的配给制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本地生产的蔬菜和粮食基本上能支持本地的消费，然后通过军事化配给调入少量的物资。然后保持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现在，北京的物资都要从外面调入，而且是2000多万人口的巨大消费，那么征收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而且，现在是跨省市甚至跨国分工，让人们跑到山东去征收冬天的蔬菜，这更是mission impossible。 即这样征收的方式可行，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征收。 但是，如果征收开始，山东的农民如果因为没有经济利益，停止种植反季节蔬菜，那么征收的人也无蔬菜可收。 而山东无蔬菜可收，就只能到海南去大量征收。 哦，对了，海南刚被洪水淹没过，蔬菜种植一时半会还恢复不了。 所以，除非让人们自觉自愿地生产各种产品来供应北京，否则北京随时会失去各种物品的供应。 而这种“自觉自愿”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的，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而经济手段的媒介是货币，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加剧，北京将迅速陷入困境。 那么，北京有办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吗？目前看来已经基本上不可能了。 现在M2供应超过70万亿人民币，如果继续加大钞票印刷供应，那么就会逼迫大量的资金进入日用品领域；如果停止发钞，导致房价、汽车和铁公基产业停运，现在沉淀在这些行业的巨额资金、以及沉淀在股市中的资金，也会转而扑向日用品。 所以，不论发钞还是不发钞，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都在加速。 这样就意味着北京的控制能力在加速瓦解，为北京供应的商品数量将呈现急剧减少的状况。 因此，发钞或者不发钞，这就是“2难”，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是一个结果。 而且，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两者的相互作用，让本来各自可能在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情况，可以更加快速地到来。 而这就是通过系统整合性分析，可以看到的事物发展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