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大机器核心的布局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北京。 随着垄断力量的持续增强，无数的高楼大厦在北京拔地而起。每当一栋大楼建立起来，就必然要把更多的人塞进去。 只有这样，雄踞在大楼顶端的人们，才会感觉到自己不仅拥有整个建筑，更主宰着这些建筑中的人们。那么，就需要不同级别的人们，为这些建筑而服务。 中高级的白领阶层在这些大楼中办公，看似办公条件非常优越，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大楼表明自己存在的道具。 另外，这些大楼需要很多人做保安、清洁、设备维护等等，也就是另外一批人直接为大楼服务。 那么，中高级白领阶层大都需要条件较好的生活居住条件，让自己的一家能够在北京“安定” 下来。 于是，又有另外很多的人，为这些中高级白领阶层的生活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那么，这些为大厦和生活服务的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只能生活在拥挤的空间内，或者住在偏远的地方。我认识一位健身房的清洁工，跟他聊天的时候，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来北京6年，竟然没有去过tian安门，更不要说颐和园、长城等地。 他每天上班坐公共汽车，甚至连地铁都没坐过，虽然健身房离地铁很近。 我建议他在国庆休息的时候，坐地铁去tian安门、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等地方去玩一玩。 但是，他自己不敢一个人坐地铁去这些地方，明显是害怕自己走丢了。 当我听说他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是，他真的住在北京吗？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没有真正到过北京的人，在为这样一个城市提供着自己的必要服务。 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低收入劳动者，那么健身房的清洁就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如果小小的清洁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健身房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二级外围地区的健身房、饭店、超市等等都因为没有清洁工而关门，那么为大机器直接服务的人们在生活上就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在北京呆不下去。 而如果人们的生活保障不了，那么这些垄断机构也无法运转。 也就是说，看似一个与北京没有什么关系的清洁工，实际上也是一环扣一环的大机器的服务者，只不过是末端的服务者。 而且，只要大机器在运转，自然会持续扩大自己的规模，以保持自己对社会越来越强的控制。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机器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也必然就会需要越来越多人来维持大机器的运转。 所以，只要大机器存在，北京人口的快速膨胀是无法遏制的。

而且，随着大机器的加速膨胀，北京人口也在加速膨胀。 按照北京市人口普查的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381.9万人，比1990年增加3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0万人。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总人口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外来人口，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为4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考虑到人口流动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本次规划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指标暂按2000万人预留。 但是，这样的规划在仅仅几年后，就提前10年被轻易打破。 按照2010年的2200万人计算，比2000年增加8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 2000-2010年十年间，与1990年代相比，人口增幅达到2.7倍。 为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这个《规划》只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根本没有看到宏观社会经济对北京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2000年之后的10年，是大机器加速扩张的10年，是zf税收占GDP比例持续提升、垄断国企加速扩大、股市加速扩容、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显著增加的10年。 那么，大量因此而诞生，这些富豪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为他们服务，“中产阶级”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为他们服务。 同时，大量的新毕业大学生也以农民工的价格参与进来，通过为“中产阶级”间接服务而间接为富豪们服务。 由于大机器垄断了大多数的资源，导致远离大机器的地区被大量“抽血”，导致工作机会匮乏。 那么，大量毕业的大学生无法回到本地就业，因此只能留在北京。 而且，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源源不断涌入北京，与农民工一道寻找工作机会。那么，即使根据2000年-2010年的北京人口膨胀速度，每年还有80万人涌入北京，让北京的人口持续膨胀。 而且，北京试图控制人口的各种措施，基本上都已经失效，等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口的迅猛增加。 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膨胀速度（不考虑加速度的问题），北京到2015年的预期总人口将超过2600万，到2010年将达到3000万。 如果考虑到大机器的集中度还在增强，比如说zf税收还在快速增加，占GDP比重还在持续扩大，钞票印刷也在加速也刺激金融业的扩张，垄断央企价格和利润提升等等因素，北京的钱会越来越多，富豪也会越来越多。 而根据实体经济的滞后性，2009年印刷的钞票造成的人口增加可能在2010-2011年显现出来，那么北京面临的就是更大规模的人口涌入，以及更大规模的城市膨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房子的态度，以及房子背后的政策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北京作为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在1980年代焕发出空前的活力，而到199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着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 浓厚的文化氛围则意味着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淡化，以及对于个人兴趣的追求。 不过，当外地人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时候，整个文化氛围被冲得七零八落。 而新进入北京的人们，虽然很多属于高学历阶层，但是因为缺乏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属于“有知识、没文化”的状态，所以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 等人们找到工作之后，开始了在北京的“事业发展”。 这时候，这些人们家乡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在迅速变得越来越恶劣，也就反衬出北京的“好”。于是，人们“扎根”的欲望更加强烈，而“扎根”的主要标志就是买房。 在最初，北京的文化对于金钱和物质仍然有较大的抵抗力，除了对于物质的相对淡薄之外，人们的思考仍然相对理性。 人们理性地认为，北京的房价过高，因此克制自己的买房冲动。 所以，当上海房价持续暴涨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仍然保持缓慢上升的状态。 但是，当外来人口迅猛增加，文化的影响力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形势开始发生重大逆转。另外，早期“安定”下来的外地人，在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开始买更多的房子，支持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进入北京，全面推动北京的文化改变。再加上北京土地政策的变化，跟风炒作的资金也开始大量涌入，推动北京的房价出现暴涨。这时候，“北漂”本来作为文艺青年追求自己文化成长机会的特殊名词，已经被“扩大”到大多数到北京寻找生存机会的人群。 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大量的高楼拔地而起，人们生存在越来越拥挤狭小的空间之内。 叔本华说，一个族群的智商优劣反映在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上，优等智商的族群要求的个人空间大，而劣等族群则自然地喜欢挤到一起。 而当人们越来越“扎堆”到北京，也就意味着北京平均智力的急剧下降。 在高楼林立的环境中、在拥挤的场所里，人们的眼光越来越短浅，考虑自己最眼前、表面的利益。 当年轻女孩聚到一起，相互比较的是谁的男朋友车子更好、房子更好。时尚杂志社的女孩们整天接触到的都是高档消费品，相互攀比的心理更强，如果男朋友没有汽车，都觉得不好意思见人。 而“成家立业”的人们则把兴趣放到相互攀比各自的钱多钱少，谈论房地产、股票等“投资”项目，或者直接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 就连以前喜欢神侃国家大事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作为北京的一大“风景”，也变得沉默，或者更多地喜欢谈论股票、房价、或者生活压力，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功利与庸俗也淹没了北京的文化界。 随着大机器力量的增强，大多数文化人群也被大机器收编，成为大机器的附庸。 而少数不被收编的人则被压在底层，或者离开文艺或者学术领域，或者远走他乡。 从文化表象来说，北京失去了传统的剧场京剧和现代的摇滚、用嘴说的相声与用笔表达的文学、特立独行的电影，尤其是失去了学术研讨和交流；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洗浴城里的二人转、张贴着无数商标的商场与汽车4s店、消费和娱乐至上的杂志和媒体，而学术研讨也变成了捧脚。 在一个迅速变得拥挤、走向弱智的群体中，高雅的文化是不可能受到青睐的。 高雅文化的本质是对精神思想和个人独立的追求，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含蓄蔑视。 于是，粗俗、甚至低俗的表达最能够成为吸引人们的方式，然后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而不男不女的人能够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将低俗发挥到了极致。 而低俗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崇拜，为了利益可以让自己变得毫无人格。 另外，一些进行所谓经济评论的人们，在各种大机器的媒体上“为民请命”，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则是粗俗的另类“表演”。 而这些粗俗的表现，主要都集中在人们眼前的利益上，让弱智的人们忽视了问题背后的原因。 尤其是在人们希望买房“安定”的时候，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房价之上。 然后，智商越来越低的群体，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大机器能够“开恩”，通过政策把房价降下来，自己能够以比较低的代价买到房子。 弱智群体的文化反应，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有些人最初坚持认为房价要跌，但是房价一次次地上涨，让这些“空头”成为了人们的笑料，因此人们急不可耐地买房。 那么，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和炒作资金共同行动，推动北京房价的暴涨过程。 而房价越是暴涨，低智商的人们就越把注意力放在房子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