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工党上台之后，将大量企业的进行国有化。 结果，导致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严重下降，大量企业亏损，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 而撒切尔夫人则重新大力进行国企的私有化，让企业自己在市场中竞争。 英国的企业私有化，是将企业分配给企业中员工。 对于不少看上去陷入严重困境的企业，国家对企业进行补贴，帮助工人们度过困难。 对于少数毫无希望的企业，直接关掉企业，然后通过社会保障系统来让这些工人有生存的空间，并且培训再就业。结果，绝大多数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一两年内就扭亏为盈，英国的私有化也成为 “free市场经济”的典范。英国的经验在于，充分发挥原有的企业运作系统的能力，让大家通过团队协作共度难关。 而在原来的企业和原来的工作氛围之下，通过私有化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减少市场竞争对工人工人的巨大冲击。 结果，工人们因为有企业的股票，必须靠企业吃饭，没有了企业就没有了饭碗，因此真正具有了“主人翁”精神。 工人们拥有最大的动力把事情做好，并且约束其他人。于是，这些工人通过齐心协力，将企业做好，实现扭亏。而且，这样的方式，让工人们以平顺的方式应对市场化的竞争，以“抱团”的方式，学会在市场化竞争中的生存之道。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私有化是不存在的。相关部门只想着把这些“包袱企业”卖给外资或者私人。 因为，卖给外资，可以体现出招商引资的政绩。 把比较好的企业卖给私人，大家可以在私下里分成。如果把差的企业卖给私人，那么正好可以甩掉包袱。 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想尽办法卖掉企业，但就是不采用英国“员工持股”的私有化方式。 也就是说，大家就要下河摸石头，而不选择已经修好的桥，这就是制度以及文化对于经济发展路径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英国的道路？这并不是地方部门的决策，而是中央的决策。 中央这样的决策是有其内在的根本逻辑的，其基本逻辑并不是着眼于经济，而是着眼于“维护制度”，要把人们的力量打散，防止自己的垄断权力被分化。 地方则正好利用中央的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于是，大量的企业被贱卖，同时大量企业想卖都没人买，只能“关停并转”。同时，不少人利用这次机会，低价收购企业，实现了对企业的拥有，成了潜在的富人。然后，大量工人下岗，自谋生路，自己去面对市场的冲击。于是，轰轰烈烈的“趟雷区”终于完成，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甩包袱”的目标，地方的一些人完成了财富分割的“盛宴狂欢”。 而代价就是绝大多数在国企老老实实工作的一二十年的工人们，拿着几万元被扔到市场的“大海”里。而“孤零零”的下岗工人们只能跟农民去竞争“血汗工厂”的位置。另外，大量具有良好基础的工厂就这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小农们开办的“血汗工厂”，只能生产质劣价廉的产品。

工人下岗是中国“财富山寨化”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拿到了“买断工龄”的下岗遣散费，国家甩掉了包袱，一些个人因此发财致富。 看上去社会的里的钱更多了，但是如果看看工人手里的钱的含金量，就知道人们实际上变得更穷了。 而工人下岗不仅仅是“国企改制”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政策转向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之前，国家是通过“农业剪刀差”，依靠农民来维持整个经济；然后，以农业供养着城市中的低效工厂和懒散工人，并且依靠城市和工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21年前，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稳定”的主要城市，主要原因就是工人们组织起来“维持秩序”。 而19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农业问题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以及国企的低效，国家终于决定抛弃工人，把工人扔到市场上“自谋生路”。 而这样的抛弃在国家甩包袱的同时，告诉人们，以后不能再指望国家。 国家不再提供人们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等各种曾经承诺过的所有福利。这时候，最有意思的情况发生了：虽然国家背信弃义，但是广大民众情绪非常稳定。 为什么呢？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些福利，农民们不仅要向国家交钱交粮，还得负责自己孩子的教育，自己的住房、医疗和养老。 也就是说，农民们早就已经在1950年代经历了背信弃义，习惯了后来的生活。 因此，工人们的状况仍然只是少数人的问题，农民并不关心。而且，农民在心理上也平衡了很多，因为要穷大家一起穷。 而以工人下岗为“里程碑”，中国人完成了“一切向钱看”关键转型。 从这个时候开始，城市的人们开始深切体会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需要钱。 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 而且，人们的钱完全表面化，除了钱之外就没有了任何财富。 而大量的国企工人们的个人经济则从经济危机开始陷入经济萧条，开始迅速走向经济崩溃。 另外，粮食垄断经营，让刚刚富裕一些的农民又开始回归贫困，同样经历个人经济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虽然人们手里还有一些钱，但是已经不敢花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可怜的储蓄无法抵挡未来任何一项大的开支，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买房等等。

“财富山寨化”的结果，是开启了中国另外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1997年之后，国家开启了“拉动内需”的大规模刺激政策。 当时，因为“趟雷区”而受到影响的一些工业城市，一方面因为大部分税收收归中央；另一方面因为下岗人员过多，已经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 而 这样的情况，让中央很“着急”。 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所以国家通过财政赤字和央行“印钞票”，再加上教育、医疗的价格上涨，以及批准“按揭贷款买房”，希望把人们手里的钱“逼”出来。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从1980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向广东福建等地，开始与东南亚的出口加工厂抢生意。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出口加工已经形成规模，让东南亚经济模式无法持续。 而1997年是个“分水岭”，通过东南亚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式确立中国出口加工主导国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作为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和大量农民工作为工资较低的体力工人，形成了无可比拟的“廉价劳工”大军。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这个“廉价劳工”大军抢夺了世界主要的低端、廉价产品市场，创造了大量的收入。 与此同时，国家的投资规模也在快速扩大，外商投资也在加速进入。 因此，出口贸易、国家投资（印刷钞票+垄断企业）和外商投资三股力量合流，让中国的钱迅速多起来。 那么，就形成了新的人群，为这三股力量而服务。 这个新的人群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为外资企业服务，或者为出口加工服务，或者为 zf及垄断企业服务。而“中产阶级”看上去赚钱不少，表面上很光鲜，但实际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中产阶级”这个字眼刺激了很多人的眼球，而且媒体包装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汽车、住房、名牌衣服、存款、股票、孩子上私立学校、国外旅游、在保险公司进行的养老保险等等。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无数人为之向往，于是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那么，一个社会经济的基本模式是“衣食住行”，当“中产阶级”解决了“衣食”之后，就需要解决“住行”的问题，就要开始花钱买房子、买汽车。 而“中产阶级”的消费引发了中国“消费升级”的热潮。 而房子和汽车都是大宗产品，拉动上游和附属的几百上千个行业。 因此，国家看到这个趋势，适时提出了将房地产和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经济政策。 同时，媒体强调人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引导人们进行“按揭贷款”买房，并且讲了“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而在此之前，媒体大量鼓吹“享乐消费”比如说将“月光族”看作潮流时尚，为“按揭买房”的负债消费行为提供了铺垫。于是，“贷款买房”开始成为时尚，大量“中产阶级”和以中产阶级为目的人们开始了“贷款买房”的风潮。 而大量的“中产阶级”贷款买房的行为，创造出了大量的货币。 打个比方，本来社会中有100亿元的货币，只能全款买房的话，就只能买100亿元的房子。 但是，可以首付20%买房后，这100亿元加上银行放出的400亿元，就成了500亿元买房。 而房地产业在得到500亿元之后，又要把这些钱花出去。 于是，仅仅需要通过“按揭贷款”一项，就在社会中增加了巨额的货币。 “中产阶级”的买房只是社会资金增加的一个部分，更多的部分来自于更大的力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成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而外商投资进来的钱要换成人民币，zf也在贷款进行建设，外贸出口赚得的外汇也要通过强制结汇换成人民币。 而且，2005年之后，大量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增加了人民币供应。 这些游资又贷款买房，将杠杆增加到了5倍，增加了人民币的供应。 于是，社会中似乎到处都是钱，大量的楼房盖起来，大量的汽车拥堵在街道上，大量的宾馆、饭店、洗浴、KTV建了起来，并且充满了大量消费的人流。 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甚至从2005开始的5年时间，中国似乎就成为一个富裕的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