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东部地区对良田毫无节制的侵占，让中国快速丧失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耕地。 比如说，苏南等地区是传统的鱼米之乡，耕地质量高，耕作成本低，产粮质量好。 但是，在近十几二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大量土地成为无法恢复的工业、房地产等用地，粮食产量急剧减少。 根据“江苏省粮食生产失控变化的影响机制”一文的数据： 江苏省曾经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均粮食一度高于1000斤。 但是，从1990年代末开始，耕地面积大量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到2003年下降到人均粮食660斤（《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1月问）。 现在，作为中国最主要商品粮基地的东北，开始面临着类似黄土高原那样“千沟万壑”的局面（虽然没有黄土高原的沟壑深）。根据《黑龙江日报》2010年6月25日刊文“黑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刻不容缓”：黑龙江省有超过16万条侵蚀沟，占地9万多公顷。有些丘陵漫岗区，平均每1.67公顷土地上就有一条侵蚀沟。据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结果显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5%，其中耕地流失面积5.67万平方公里，占总耕地面积的50%。数据显示，广义的东北黑土区总面积为103万平方公里，其中土壤侵蚀面积达27.59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7％。在人类对黑土地进行大规模开发前，黑土层的原始厚度为60~80厘米，由于黑土区特定的地貌类型和黑土自身疏松、抗蚀性差的土壤特点使其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在黑土区现有的全部1.92亿亩耕地中，已有1.05亿亩坡耕地的黑土层不足20厘米，3355万亩坡耕地的黑土层已经全部消失。中科院专家在黑土区坡耕地上所作的实验表明：当黑土层剥蚀20厘米时，玉米减产3~5成，大豆减产2~4成；当黑土层剥蚀30厘米时，玉米几乎绝产，大豆产量只有4~6成。在很多区域，黑土层流失后，下面的露出成土母质十分坚硬，透水性很差，是一种黄土状亚粘土。这种土壤的成份分析表明，其中有机质含量不足1%，无法生长任何农作物。随着水土流失的不断加剧，近年来，这种“破皮黄”已经随处可见。 现在，东北已经成为中国商品粮的主要基地，而东北耕地形势的迅速恶化，意味着过去两三年粮食应该已经开始大幅减产。 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在今年和未来几年，将直接威胁到大量城市人口的口粮。 也就是说，最起码2008年到 今年的粮食丰收，在东北体现不出来。

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粮食产区河南，作为中国粮食第一大省，也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河南作为中国中部的大省，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集中体。 河南的工业农业状况，浓缩地反映中国的状况。 而根据一些网友的实际情况了解，河南的粮食生产也处于严重的衰退过程中。 比如说，现在报道说河南小麦产量1000斤，但实际上，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只有很少的土地能够达到。 因为，现在地力下降非常明显，好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大都也只有600-800斤的产量。 而这样的产量，还是豫西的少数地区。 在大多数地区，普遍只有500-600斤的亩产。 而且，现在浇田已经基本上没水了，主要是“靠天吃饭”，或者使用工业废水。 因为，现在人们吃水都面临困难，需要打井，而且水井越打越深。 现在，有水的地方就是大水漫灌，没水的地方碰到干旱的时候，就眼睁睁看着粮食减产、甚至绝收。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像以色列那样弄滴灌？ 因为，中国粮价太低，农业设施的国家补贴接近于零，而滴灌投入太大、成本太高，因此滴灌亏损太大。 在2009年初的时候华北大旱，电视上曾经播报地方组织抗旱，但实际上农民的抗旱积极性很低。 因为，抽水抗旱的成本最终必然远远超过粮食收入，所以抗旱还不如不抗。 另外，在新闻上，国家的粮食年年丰收，每年粮食产量都在递增。 但是，根据一些网友的亲身经历，作为中国经济和农业集中点的河南，最近两年的粮食大幅减产。 到了今年，因为粮食绝收的地方很多，想捂也捂不住了，所以开始报道粮食减产。 另外，土地肥力下降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施用化肥的依赖性。 现在，耕地对于化肥的依赖性越来越明显。 施用化肥的时候，产量能够达到500-600斤；而如果停止施用化肥，产量会立刻降到200-300斤。 也就是说，如果不依赖大量的化肥，中国耕地产的亩产立刻回到古代水平。 现在，美国已经通过GPS和即时土壤成分分析，达到在粗放耕作下的精细化肥施用。 日本则通过生物方式（也就是自然生态的方式），持续保持土壤肥力，实现多样性种植，提高耕地的经济收益。 而在中国，早期的自然生态型种田方式早已经被抛弃，又缺乏美国耕地的高科技，只能单一依靠化肥。 随着化肥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中国随时回到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所以，根据东北和河南的状况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越来越缺粮的状况。

还需要关注的是，最近几年开始的“新农村”、“合作社”和“土地集约化”经营，更是对粮食生产形成农业内部的侵占。 在过去几年，“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带领农民致富的“先进典型”。 而且，更为有趣的是，这样的“先进典型”处处开花，每个地区都有了“现代农业带头人”，带领农民奔小康。 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日本“一村一品”的农业模式很快复制到中国，并且实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新农村”，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先进典型”基本上都是生产经济作物的“合作社”，没有生产粮食的“合作社”。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作物容易赚钱，弄个中高端的蔬菜水果，然后联系好销路，种出来之后，直接销售到目的地，或者出口，钱就来了。 与之相对比，种粮基本上是不赚钱的，不论怎么弄合作社都不会赚钱。 所以，人们不会见到种粮食的“先进典型”，这也树不起“典型”来。 因为，“典型”都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所以没有种粮食的什么事儿。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当地zf，还是农民，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树立起“典型”来，获得国家更多的“典型”补贴，纷纷转产经济作物。 比如说，山东的“蔬菜之乡”寿光，就是一个依靠蔬菜出口富起来的地方。 而寿光作为农村的“致富典型”，也成为各地学习仿效的对象。 比如说，在棉花价格暴涨之后，大量农民从粮食转种棉花，追逐更高的收入（即使这样，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5月份中国进口棉花24.02万吨，环比减少8.8％，同比增长19.3％。按国际年度计算，本年度前10个月中国累计进口棉花210万吨，同比增长17％）。 于是，就形成了“先进典型”处处开花的“喜人局面”，“特色农业”在东部交通便利的地区大力发展起来。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耕地迅速减少的状况下，大量耕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就意味着种粮食的耕地大幅减少。而现在，一些蔬菜基地的恶果开始显现，因为缺乏科学的种植方法，反季节蔬菜水果的种植，导致当地水土环境遭到严重的损害，更进一步损害了耕地状况。 也就是说，“一片大好”的农业形势下，是更深刻的粮食危机。 因为，在整个国家耕地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在耕地质量快速恶化的情况下，种粮食的耕地比例进一步减少。可以说，这是一个“三重功效”：大量减少粮食耕地，降低粮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