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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怒”这个词的意思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这个社会中,无数人在想着操控别人,而操控别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一软一硬”,“软硬交替”。比如说,当你顺从他们、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牺牲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对你很好,说你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当你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好言好语规劝你、让你顺从他们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表现得很软。 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地不符合他们的意志,比如说坚持不做他们的“炮灰”,甚至反对他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变得很硬。 他们开始疏远你、打击你、甚至要消灭你。 通过这样的操控手段,缺乏信仰和坚定意志的大多数人就屈服了。然后,形成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用这样的文化氛围孤立、压抑和消解不愿意屈服的人们的意志。 比如说在中东,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一直扬言要消灭以色列,并且持续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而当以色列开始反击的时候,巴勒斯坦又不堪一击,显得自己是“弱者”、受害者,从国际上弄大笔的救援资金,并且经常假造所谓“屠、杀”的证据,利用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 然后,双方进行和谈,巴勒斯坦获得谈判利益。 等事情平息一段时间之后,巴勒斯坦没钱了,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从国际社会弄钱,并且让国际社会压制以色列。当然,巴勒斯坦面对的是用强大的知识和信仰武装起来的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不惧怕整个联合国的偏袒压力,曾经通过自己的发言,以及揭露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的造假和偏袒,让联合国颜面扫地。 但是,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以色列这样的强硬,因此只有几百万人、地域极为狭小、沙漠半沙漠为主的小小以色列是世界军事大国、高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和农业强国。那么,很少有人能够有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信仰,顶住整个社会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所以,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伪“愤青”就是在这“一软一硬”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父母在“硬”的压制之下胆怯、屈服了,然后把胆怯和屈服遗传给他们;而他们在“软”的环境中,相信了操控者是对自己好的,操控者是应该操控自己的(如果不相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自己就会被其他人孤立,而孤立对于这些胆怯的人是无法忍受的)。19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很多“愤青”。 但是,这些“愤青”属于被“遥控”的“愤青”,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显得群情激昂,不让他们“愤”的时候他们立刻又变得非常温顺。 而且,他们总是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愤怒”。比如,很多愤怒美国人在骂美国总统,认为美国总统愚蠢到了极点;而很多中国“愤青”也在骂美国总统。 但是,他们对近在眼前的社会不公却表现得熟视无睹。 他们自己的父母被下岗了,或者父母是农民,在社会上辛苦工作赚取极为微薄的收入,他们不愤怒。 然后,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自己交高昂的学费,他们不愤怒;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学不到应该学的知识,然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最后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不愤怒。 而远在天边的某件事,本来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能够让他们“愤怒”,让他们“群情激奋”。于是,这些“愤青”就按照操控者的意图,进行着“愤怒”的表演。 而这些“愤青”就是奴性深入骨髓、是非不分,在精神上被毁掉的青少年。

这时候,发自内心的“愤怒”看上去是有害的,很容易“孤立”自己,很容易遭受物质和精神上的眼前损失。 但是,“愤怒”如果表达出来,也让其他人不敢过于放肆,也给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这个世界,人们都是“柿子捡软的捏”,愣的拍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而对于不要命的人,大家往往都退避三舍,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那么,什么人会不要命? 愤怒的人往往会不要命。所以,愤怒的人可能不招人喜欢,但是受到侵害也少一些。 打个比方,一个人请了个包工队给自己盖房子。 但是,包工队不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反而是胡来,乱破坏这个人的土地。 这时候,这个人提出异议,包工队不仅不改正,反而痛打了这个人一顿。 那么,这个人有两个选择:1、极为愤怒,然后竭尽全力,要把这个包工队赶走,并且绳之以法;2、胆怯退缩了,然后让包工队为所欲为。 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之下,不论包工队力量多强,到最后都打不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进行自卫反击。 而且,这个人每一次愤怒的反击,都是打垮包工队的过程,让包工队感到恐惧,直到把包工队打垮。 那么,如果这个人胆怯退缩了,要和包工队“交朋友”,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包工队不仅把房子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要得寸进尺,霸占这个人的妻女,糟蹋这个人的土地。 如果这个人继续忍让,包工队就会把这个人的子孙变成自己的奴隶,然后告诉这个人的子孙,当初是他们的祖先选择了包工队,他们祖先的选择不会错。

在我高二发生的事件之中,上海的工人主动组织起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上海表现得很安稳。 可以说,上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的工人在那个过程中首功一件,而当时的工人整体上也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到后来,上海工人首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下岗”,而北京则尽可能小心谨慎地进行。 而且,上海人“享受”着比北京高得多的各种费用,包括交通费、城市各种收费、整体物价,而上海“强/拆”和“钓/鱼执/法”屡见不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当时人们不同行为的结果。 既然上海人支持当时的政策,那么上海人就继续通过大量下岗和高生活费用等实际行动,再次支持政策。 而北京人需要安抚,那么就要很谨慎地进行,并且国家资源大量向北京倾斜。 同理。后来的政策首先拿工人开刀,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潮,这也是政策的延续。 既然你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己的“朋友”,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下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后果之一。 而且,从那时起,农民也从最初的富裕,重新开始了贫穷之路。 不仅如此,因为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孩子上大学和社会竞争的道路也基本上被堵死,现在成为标准的“穷二代”。 那么,政策开始用利益收买中国的高学历的人群,因为利益集团认识到,最可怕的力量来自于这个人群。 那么, 收买了这个人群,就等于后面的各种政策消除了障碍。农民和工人作为短视的群体,稍微忽悠一下就可以糊弄过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利益机制,以及政策的一系列后果。

现在,很多80后开始处于痛苦和绝望状态,原因也在于自己的过去的言行。 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大学“愤青”群体,是标准的“好孩子”。 这些人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天天好好学习,然后花父母的钱上了大学。 到了大学之后,听上面和学校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愤怒就愤怒,让平静就平静。那么,这些人不为自己社会的不公而愤怒,就说明对这个社会很满意。 既然对这个社会很满意,对上面很满意,那么上面做什么都是对的,社会怎么样对待他们,都是可以的。 可以说,当80后的父母在别人为他们争取权益的时候,却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而80后自己在需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时候,也选择支持侵害自己权益的人。 那么,80后们就必须承担“认敌为友”的后果。 可以说,所谓“80后脑残”并不是说80后不聪明,而是说80后有点太聪明了。大家继承了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懦弱、自私、虚伪的特点,跟着其他人一起“随大流”,别人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希望因为自己“不合群”而导致哪怕一点点利益的损失。 然后,大家都在想着投机钻营,希望以此获益。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用英语说就是“no pain,no gain”。 那么,80后大学生们就像我在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好学生们”一样,在关键时刻认错了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理所当然地走上现在的绝境。

可以说,如果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处于绝望状态,天理不容。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就是规律。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人普遍懦弱、麻木、冷漠、短视、自私。而且在关键时刻,经常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认敌为友”。人们在选择错误之后,又不敢付诸行动,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能够获得很好的生活,那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还有什么意义?而如果没有“优胜劣汰”的规律,“若为自/由故,两者兼可抛”的普世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大多数人要为二十年多前的懦弱麻木和认敌为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从这点来说,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只是思想上开始绝望,那么下一步将是生活条件上的绝望。 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况日益艰难,而且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只要看看大学生就业和社会物价发展状况,就知道大学生整体已经无路可走。 问题不仅于此,中国绝大多数人未来的老年将极为悲惨,因为当年轻人已经自顾不暇的时候,哪里还能顾得上老人。 另外,现在人们子女的子女也将经历悲惨的境况。 因为按照现在资源环境损毁的程度,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后遗症最少要持续200年之上,然后才能够逐步恢复水资源和森林资源。 也就是说,最少六七代的子孙都要因为人们当时的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大量年轻人还在想着进入体制,希望在体制内讨口饭吃,说明很多人早已经失去是非观念,只是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就去做为虎作伥的事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的“愤青”在痛苦中承受,在承受中成熟。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忽略掉自己眼前的利益,就会发现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 人们看别人炒股票赚了钱,于是一哄而上都去炒股。 在这个时候,如果人们能够研究一下股市规则,就会发现根本性的不公平。 而每一个社会不公,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人们的合法权益。 比如说,人们有时候看到街头有很多残疾儿童在乞讨的时候,会觉得他们非常可怜。 但是,如果后来知道,他们本来都有幸福的童年。 但是,人贩子把他们拐走之后,对他们实施暴行,故意把他们弄成残疾。然后,人贩子让他们上街,用他们的残疾来换取路人的同情。 当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应当愤怒。首先,应当愤怒人贩子的残忍,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残害社会的未来。那么,人们应当立即将他们绳之以法。更重要的是,应当对社会机制产生愤怒。 在发达国家,如果发现父母打孩子,那么都会把孩子带走,可能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甚至可能剥夺父母对其他孩子的监护权。 因为在文明社会的理念中,孩子必须享受一个不受暴力侵害的童年,不能够有失学上街乞讨的儿童。 而在文明社会中,如果听说人贩子敢于残忍地伤害孩子,并且把孩子扔到街上乞讨,那么根本不用丨警丨察动手,黑社会就会采取残忍的手段对付这些人贩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人们准备勤劳致富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相关部门”出现,来分一杯羹;而当人贩子如此残忍地对待被拐卖儿童的时候,却没有“相关部门”的身影。 更让人愤怒的是,人们都在冷漠、麻木地对待这样的残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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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经济分析–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第3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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