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愤怒，以及愤怒之后的坚持，让我知道人生必须掌控在自己手中。 宁愿自己折腾得所谓失败，也不能在人生重大决策上被“朋友”坑害。 因为，“朋友”往往在关键时刻，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就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表面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看上去在教书育人，但在关键时刻，她为了自己小小的利益，就成为坑害多个学生一辈子的关键凶手。 她的多个“好学生们”听了她的话，大都上了中专，现在都在痛苦中挣扎。 其中，有另外一位女生，涨得不错、家教好、学习好、性格温柔。 在初中的时候，我都是在“仰视”她。 但是，她听了班主任的话，考了中专护校，在我们那儿的厂矿医院做麻丨醉丨科护士。 我大学毕业后，在那儿做了个手术，那时候已经变成她仰视我，而我看着她觉得太可惜了。 另外，我初中最好的朋友的人生道路已经看不到前途，另外还得了抑郁症，现在完全毁掉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北京散心，但是他没有丝毫兴趣，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而我不仅自己没有得抑郁症，还通过聊天谈心，治愈过几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朋友。 我们两个家庭状况、智力程度、学习成绩、兴趣爱好都非常相似，但是就因为人生决策的一个差异，造成了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命运跟他报考中专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 在初中三年，他是初中班主任巴结的对象（他父母都是医生，班主任很用得上）。 然后，他和他父母觉得我们初中班主任对他好，于是就听从了她的建议，考了中专。 现在，我看着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就像看着镜子中另外一个命运的我。 当时如果我不愤怒，没有用我的愤怒顶住她的压力，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而初中经常挨她整的人，有十多个上了高中，后来考上了大学。等我考上大学之后，她就跟其他人说，我在初中的时候知识面就很宽，就很有发展潜力（意思是她教的好）。等我出国然后回国，有一次碰到她，她说她的女儿也在北京（她让她的女儿考高中，然后考大学，还是必须考北京的大学），希望我有空去她家，大家在一起交流交流，看看能否一起做点事（赚点钱）。 后来我听说，她经常跟别人提起我，仿佛我就是她的得意门生。 没想到这些，看着我那些因为上中专而被毁掉的同学们，尤其是我多年最要好的朋友，我心里对于班主任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无耻”。在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是像我们初中班主任这样无耻的人，这些人表面上像你的朋友，但是随时准备弄走你的钱，甚至在背后“捅刀子”。 所以，《圣经》（新约 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自己不容易辨别自己走上正确或者错误的道路时，就经常需要听从潜意识中，来自心里最深处的良知的引导。 而良知往往由愤怒充分表现出来，那么愤怒的指向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向。

强烈而持久的愤怒，让我快速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并且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可以说，因为个人小利而引发的愤怒，容易让人丧失理智，然后做出愚蠢的行为。但是，越是因为公共福利、越强烈、越持久的愤怒，则越容易让人变得清醒和理智，然后做出明智的行为，引导一个人长正确的长期发展方向。 我1990年考上的大学。 在此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经历了当时最大的社会变化。当时，忧国忧民的我们也参与了进去，于是我们的老师们带领同学们去散步。 在散步过程中，通过良好的组织，很好地保护着同学们，并且成为当时最秩序井然的散步群体。 一个多月之后的早自习，我们的历史老师突然戴起了黑纱，然后我听说了让我极度愤怒的事情。 很快，在北京上中专的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从北京跑了回去，当晚他从学校里跑出去玩，目睹了整个过程，自己也差点没命。后来，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师兄师姐们也回去了，有不少哭诉着他们的遭遇，以及失去同学们的悲痛。 我上大学之后，是一个月到军队中的军训，正好去了当时的先头部队，当时的兵们都没用退伍。 然后，我专门问过几个兵，以及有的人自吹自擂，和他们之间矛盾之后，向我们揭发各自当时的老底，印证了我当时听到的关键信息都是真实的。 这样的印证让我的愤怒有了真实的依据，决定了我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也将深远地影响我的未来方向。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一方面因为愤怒而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另一方面在戴尔 卡耐基给我形成的迎合世俗（或者说“媚俗”）的观念中希望自己做一个功利的人。 于是，我就在这两个矛盾中反复地徘徊。 同时，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的理想迅速泯灭，犬儒功利性心态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开始为了钱而奔波，人们觉得自己像猪一样肥了就一好百好了。 同时，血缘传承的利益垄断集团越来越没有限制，通过垄断社会的各种基础资源，开始了“杀猪”行动。 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烈，结果是犬儒的民众虽然辛苦赚钱，但是都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自己赚到的钱被掠夺而愤怒，对于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愤怒。而经过二十多年的过程，我内心的愤怒已经强大到敢于质疑社会的世俗标准，敢于按照与世俗标准相反的方向努力，敢于在别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时候，我可以安然享受金钱上的贫穷。

而这样的愤怒让我真正认清了“朋友”和“财富”。 从1990年代开始，戴尔 卡耐基的流行和“成功学”的流行，实际上是社会变化的必然产物。 戴尔 卡耐基“赢得朋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 人们在内心深处，恐惧自己变得孤独，因此人们希望获得朋友。 那么，戴尔 卡耐基利用这种恐惧，打出“赢得朋友”这个噱头，吸引了无数精神上软弱的人。 而“成功学”也一样，因为人们崇拜金钱与权力的特点，在心理上给人们压力，让人们觉得自己追求“成功”就能得到朋友，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能让自己变得不再“孤独”。 那么，依靠暴力起家，牢牢掌控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就通过建立金钱与“名声”等方面的世俗标准，通过吸引人们去赚钱，让人们忽略对于自己福利中最重要的部分。1990年代之后，表面上社会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然后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赚钱，希望通过赚钱来弥补自身内心的软弱和对于孤独的恐惧。 但是结果如何？人们实际上变得更穷，喝的水和吃的东西都不安全，而且在上学、医院、住房等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够让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破产。而大量贷款、入不敷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表层之下，是垄断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全面的收紧控制，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猪养肥了杀。 那么，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自己穷困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就开始用“朋友”和“成功”给人们洗脑。 通过给人们洗脑、用舶来的“文化”压迫人们“敬业、奉献”，迫使人们通过“赢得朋友”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可（更确切地说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可），然后迫使人们学会“理解”，然后牢牢地保护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血腥手段和卑鄙手段。 当他们处于强势的时候，他们可以表现得大义凛然，似乎自己就是真理正义，这时候不讲“赢得朋友”，不讲所谓的“理解 ”和“人性”。 反过来，他们却让弱势群体努力“赢得朋友”，也就是向自己表示友好。 然后，通过让农民重新变得非常穷困、工人下岗、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价暴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之后，他们从中大获其利。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变得相当虚弱，他们又要求弱势群体要“理解”、要“感恩”，要把自己当“朋友”。可以说，这种方法披着西方文化外衣，实际上延续着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禽兽不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