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層面上，“小產權房”是一個巨大利益而進行博弈的場所。對於城市房地產來說，人們購買小產權房就意味著他們巨大的損失。 按照上述案例，如果一個人買“小產權房”，那麼對於整個房地產產業鏈，包括地方zf，開發商和銀行，就要損失掉上百萬元的收入。 如果100個人，就是上億損失；如果10000人，就是上百億元的損失。如果人們都買“小產權房”，那麼這個城市房地產產業鏈就得“喝西北風”。所以，整個房地產產業鏈必須想方設法“封殺”小產權房。 但是，小產權房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可以說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為什麼呢？ 這實際上涉及到城鄉的不一致，或者說城鄉矛盾。 小產權房是村鎮集體所有制土地上建的房子，屬於農村的利益。而“大產權房”是城市土地建設的房子，屬於城市利益。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城市雖然強勢，但是也不能隨意侵佔農村的土地；而農村雖然弱勢，但是對自己的土地擁有處置權。這樣的問題本來不是問題，但是因為城市的房價炒得過高，也就成了問題。 城市能夠實現面積擴張，都是通過徵用農村的土地實現的，因為城市的外部是廣大的農村。 但征地的結果是，城市攫取了征地的絕大部分利益，很多農民連“湯都沒得喝”。所以，很多具有清醒認識的村鎮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建設和開賣小產權房，以此獲得自己應得的利益。 很多“城中村”，就是農民認識到房地產的價值，通過大蓋個人高樓的行動結果。那麼，城市無權管農村，對於“城中村”也束手無策。 因為，“城中村”的樓房都建的很高，征地拆遷根本就是賠本買賣。 那麼，城市只好以“治安”的名義，限制農民大力發展自己建設，限制“城中村”的發展。 當然，這種表面化的措施，根本解決不了農民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動。 農民們不僅把自己的樓房建的很高，還紛紛把集體的宅基地利用起來，進行社區建設，然後賣給外來人口。 由於任何一個城市的土地面積，都沒有週邊農村的土地面積大，所以週邊的村鎮集體土地上，蓋起來大量的房屋，以很便宜的價格進行銷售。 這樣的結果是，在很多地方，劃歸村鎮的“小產權房”和劃歸城市的“大產權房”相互混合，而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的價格相差懸殊。 在市場經濟開放較早的沿海發達地區城市週邊的一些地方，有的“小產權房”大面積存在，而“大產權房”反而像孤島一樣夾雜其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產權房”就像最初的“上市流通股”，而“小產權房”就像“限售股”。 對於一般的股民來說，往往只注意到“上市流通股”，而忽略了規模更大的“限售股”。 而一般股民的這種忽略，在股改發生的時候，就嘗到了“苦果”。 一般股民自己40元買的“流通股”股票，到了30元不肯“割肉”；而“大小非”1元錢買的“限售股”股票，解禁後30、20元往外賣，都是2000%-3000%的利潤（幾乎都是純利）。 最後，股票到了10元，40元買股票的人虧了3/4，而1元買股票的人賺了9倍。同理，對於很多在城市中買“商品房”的人們來說，往往只注意“大產權房”，而忽略了實際上建設規模巨大的“小產權房”。 到時候，買“大產權房”的人們也會發現，自己高價買的房子也要面臨跟買“流通股”的人們同樣的命摺� 那些在早期價格最低的時候，花幾百元到1000元/平米左右的價格，購買“小產權房”的人們，即使房價跌得再低，也虧不了多少。 而有些人早就靠著出租，或者自己居住，把買房的成本賺回來了。

需要說明的是，禁止“小產權房”本身是違反法律。 中國是土地公有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公有制意味著土地國有。 但實際上，如果再進行細分，土地公有主要包括兩大部分：城市土地的國有制和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 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早期實施土改，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而後來沒好意思又完全把土地收歸國有，只是通過人民公社將農民個人的土地變成集體的，然後通過人民公社控制農民的遺跡。 而集體所有制作為歷史的遺跡，實際上給了農村很大的自主的空間，農村也有很強的利益基礎。 只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沒法實現這個利益；而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城市大規摹張，農民們開始能夠實現這個利益。 但是，最初農民因為膽小和短視，所以把很多集體所有制土地以極低的價格賤賣給城市。 當然，一些農村開化早的地區，農民們也相對比較有知識，也相對大膽，也就相對更好地保護了自己的利益。比如說，有的農村在低價把土地賣給城市的時候，自己盡可能多留一點，自己進行開發建設，然後自己盡可能收益。 而這個多留一點，就成為後來城郊農民的巨大收入來源。 而對於這些已經建設的土地，如果城市要征地，必須要付出高額的代價。 城市長期以來壓榨農村，為什麼在征地這件事情上，顯得相對比較寬容呢？ 因為，土地是村鎮自己所有的，並不真正屬於國家，村鎮自己擁有土地的處置權，而國家不能隨意把農村的土地劃撥給城市，所以村鎮的土地是有法律保障的。 可以說，任何隨意侵佔村鎮集體所有制土地的行為，都被認為是違法的。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開始了“依法治國”的道路，隨意侵佔農村土地的行為時違法的。所以，城市在征農村土地過程中，往往依靠行政手段繞過這個“門檻”。 因為，農村公社（後來的鎮）的領導們都是上面指派的。 那麼，城市就通過指派這些領導，讓他們代表農民出面，進行征地的溝通，並且和城市簽訂征地合同。 當然，這樣的結果不言而喻，就是在表面合法的程式下，實際上出賣了農民的利益。 但是，因為人們都知道這種操作是什麼性質，所以“只能做，不能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村鎮為了保護自己的剩餘利益，大量興建“小產權房”和農民的高層“自住房”（都是“小產權房”），就成了很多為自己村鎮（或者自己）掷娴拇彐傤I導們的必然選擇。 而城市則因為“法律約束”，只能眼睜睜看著大量“小產權房”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