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人们面对人生重要的经济决策的时候，反而容易失去了个人的理智判断。人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于人们把时间、精力、尤其是金钱花在哪里，这叫做资源配置。 具体地界定 ，个人经济的关键不是买什么，而是“买不买”、买“哪里”、买“谁”。 发达国家能够发达，是因为社会民众选择了正确的人。 这些正确的人把正确数目的金钱，以正确的方式，花在了正确的地方。这几个“正确”就是人们明智的选择，或者说聪明的选择。 同理，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陷入灾难的原因，往往也是从选择错误的人开始。 这些人把社会民众的金钱花到错误的地方去，造成经济的停滞，甚至造成巨大的灾难。比如说，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耗费了巨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生态灾难，最后三门峡水库还是被废弃。在最初，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黄万里被打倒，而错误的决策者被支持。 于是，民众花了巨资，还变成了深重的灾难。 中国走到今天，因为中国民众反复地选错人，导致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随时发生，自然资源基本上被毁坏殆尽，民众也因此反复处于困苦绝望之中。 那么，为什么中国民众反复选错人？因为中国民众只注重眼前利益，只看事物表面，所以很容易被“忽悠”。 2000年之后，MBA“火”起来，人们纷纷拿MBA文凭镀金。 而且，由于MBA是欧美国家的“专利”，中国的MBA不太被社会认可，所以人们都要拿国外MBA。 这时候，很多欧美澳不知道什么学校的MBA课程，纷纷进入中国招生，与中国一些机构“合作办学”。 这些MBA课程一方面收取高价，另一方面让交了钱的人们，很容易拿到MBA文凭。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这样的课程，往往用中文授课，然后声称拿欧美澳的文凭。 于是，需要“镀金”的人们纷纷参加这些课程，花高价拿MBA文凭，让这些开MBA课程的机构实现了“无本万利”的收益。 这些“学员”在交钱的时候，并不真正关心这些给MBA文凭的机构是否被认证。 他们交钱拿证的目的，就是要忽悠那些只看表面的人们，然后靠MBA的文凭成为更高级的“经理人”。而“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唐骏在忽悠了中国无数人多年，成为无数大学毕业生的“偶像”之后，在偶然之间被揭露出来在日本和美国的文凭造假。 即使被揭露造假后，唐骏还拿出 “博士文凭”，放在网络上证明自己是博士。 结果，方舟子很快查明，唐骏的“博士文凭”来自于美国被官方取缔的卖文凭机构。 那么，为什么唐骏敢拿出一个假大学机构的“博士文凭”出来给人们看？ 就是他根据自己长期忽悠的经验，相信中国人都很愚蠢，只看文凭表面，不看文凭的实质。他相信，即使中国有四五千万的大学生，也查不出来他的文凭是假文凭，所以他拿出“博士文凭”让质疑他的人闭嘴。

中国“山寨产品”横行，源于“山寨人”的横行。 “山寨人”（也就是土匪）通过包装自己，成为人们崇拜的救世主。 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像“山寨人”一样，通过包装来忽悠人。 一些人号称自己是“高干子弟”，就可以轻易骗到几百万上千万；有的人说自己是“外商”，就可以骗几千万上亿。 而最普遍的，土匪和小混混们利用中国人对于学历的盲目崇拜，于是通过买文凭成为“硕士博士”，让自己变成既有学历又有权钱的“成功者”。 结果，中国的文凭开始泛滥，一个教授博导为了拉关系赚钱。可以带十几个、几十个官员博士“弟子”，也就是博士学位“山寨化”。 当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分子，其关键在于因为知识而形成的良知。 比如说，一个德美日等国的机械电子博士的成长过程，是在孩子高智商的基础上，通过十几年到二三十年的持续的刻苦攻读，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或者成果之后，才能够得到的。这样的博士学位代表着人类智慧在相关领域的最高成就。 那么，人类的智慧值多少钱？钱是可以骗来的，但是博士学位是骗不来的。唐骏可以通过忽悠，在几年之间号称搞到十亿。但是，他在日本和美国混了将近十年，就是搞不到一个正规学校的博士文凭。 那么，中国的教授博导们既然收“山寨博士”，就说明他们讲授的东西本身也是“山寨”，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是“山寨”。所以，他们拿手里的“博士”名额来换取可怜的金钱。 而当中国的学历因为“山寨”而不值钱之后，人们就去买欧美澳洲的学历。 当然，在欧美澳洲（尤其是美国）的正规大学中，不论是学校管理层还是教授博导，都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良知，去生产“山寨博士”。于是，这些人只能去购买“野鸡大学”发的文凭，然后拿这些“山寨文凭”糊弄中国人。 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现象，德国连“野鸡大学”都很少，因为德国人对知识极其尊重。当然，“山寨人”就跟“山寨豪华车”一样，表面上可以模仿真品，但是其学识和良知是模仿不出来的。 所以，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可以在自己的教授支持和帮助下，成立和发展Google，而中国没有一个学校的博士生能够发展出高科技企业。 因为，中国的大学是“山寨”，因此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教授博导也是“山寨”，也就生产出“山寨”博士生。 同时，中国的“资本”也都是“山寨”资本，根本没有美国风险投资人“慧眼识人”的能力，所以也不可能支持真正的高科技。 而且，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山寨博导带领山寨博士，山寨人生产山寨产品。 久居鲍肆不觉其臭，人们都习惯了以山寨的思维思考问题，以山寨的方式做事，以山寨的方式生活，自然也就生产山寨产品，生活在山寨环境中，所以中国基本上可以称为“山寨国”。 在这样的环境下，只需要一些概念，就可以成功地忽悠人们。 比如说，“职业经理人”成为风靡一时的概念，但这只是一个山寨概念。 在西方，所有的优秀企业领导者都必然是技术与管理的结合，没有一个企业主管可以仅仅依靠所谓的管理本身而管理好企业的。 不过，因为中国人习惯了山寨，因此从来并不考虑技术的问题，从来不考虑技术是需要聪明人进行长时间学习和积累才能够得到的结果。 所以，唐骏以自己在美国和日本的“双料博士”为基础，树立自己“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的时候，人们不去省察他的“双料博士”的真假。 当然，高价雇佣他的老板本身也是山寨老板，自身不具备现代企业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所以能够让他轻易忽悠，弄去上亿甚至十亿。

当大学“山寨化”之后，民智就开始发生严重退化。 总的来说，注意力（或者说关注重点）决定了人们的选择。民众对某个领域的关注度越高，吸引的资金往往也就越多，这个领域的人们获利的空间也就越大。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民众的特点普遍是肤浅和短视的，所以民众最关心的是产生“轰动效应”的事物。民众的这个特点，在最近也开始被称为“眼球经济”。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民众并不非常关心股市，因为人们知道股市变化莫测，把钱投进去有可能赔钱。但是，当股价狂涨的时候，股市中很多人“一夜暴富”的轰动效应就会吸引民众的“眼球”。人们就会因为股市的“财富效应”，而忽视了股市内在的风险，然后纷纷进入股市“淘金”，民众的投资以巨大的现金流形式，支持股市的继续上涨。 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经常会通过知识传播，引导民众将注意力聚集到更加深入的问题上，防止民众因为肤浅和短视而遭受太大的损失。 比如说，当股市价格过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股市评论员就会提醒民众，狂涨之后往往是暴跌，让人们注意控制风险。 更重要的是，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对公众人物进行认真严谨的分析，引导民众对公众人物的判断。 在美国大选过程中，媒体和竞争对手要对每个候选人的背景和经历细细地“过筛”，然后找出每个候选人的问题，并进行深入地分析讨论，探讨这些候选人的缺点和问题是否对公众造成危害，尽可能将社会的潜在威胁排除在竞选之中。 而当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后，最初社会的反应并不非常强烈，大多数人觉得尼克松没必要辞职。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媒体讨论，各方的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看法，分析尼克松如果不辞职会导致未来的危害，结果80%以上的受调查民众转变了看法，认为尼克松必须辞职，于是尼克松被迫辞职。 在唐骏学历造假被揭穿后，受到伤害的是无数曾经以他为偶像的“粉丝”们。 可以说，他的“粉丝们”集中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 本来，这个群体希望学习借鉴他的经验，也走上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就像他说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没想到，他的粉丝们学习仿效了半天，原来他说的是《我的假文凭可以复制》，或者说《我的忽悠欺骗可以复制》。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有很多都是有好几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如此轻易让他忽悠、上他的当？ 因为大学毕业生们从“山寨化”大学受到的熏陶，往往以肤浅的眼光看待世界，缺乏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榜样人物）的认真审查，缺乏对问题深入、严谨的思考。 所以，人们很容易被吸引“眼球”的表面现象所打动，不对事物背后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给“跳梁小丑”以表演的机会，让这些人想怎么吹自己，就怎么吹自己。然后，很多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像孩子一样去“追星”，表现出非常幼稚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连在大学里呆了四年以上的人们都肤浅幼稚，民众更就加无法看到问题的本质，不知道应该选择“谁”，无法辨别谁是自己“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