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个社会民众的奴化，是通过“教育”实现的。 其中的关键在于，让广大民众敌友不分，甚至认敌为友。 因为在文化层面，世界观主要就是对朋友与敌人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来自于历史的传承。 比如说，日本篡改教科书，扭曲真实的历史，中韩等国提出强烈抗议。 为什么把一个历史问题看得这么重要？而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是日本的历史上的主要对立者。 所以，现在的日本中小学教育中，都要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部分之一，在历史地理等课程中进行全面研究。与之相对比，中国学生在初中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学到清朝后期这一段，就会被告知，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西方列强。这些西方列强通过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朝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么，为什么西方列强要打中国？ 学生们又被告知，这是因为中国当时已经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 所以，青年人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要让中国成为强国。 读完初中后，很多人从此就停止了对于历史的学习：一方面，死记硬背、层层淘汰的学校制度让很多人失去了升高中的机会，大多数人无法继续上学；另一方面，这样的“教育”机制让失学的人们也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所以人们失去了反思这个问题的机会。即使上了高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理科生，越远离了历史，失去了学习人文思想知识的机会。那么，“落后就要挨打”，中国需要成为“强国”的观念，就留在了大多数人的脑子里。可以说，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国家富强最重要、西方列强是敌人”的观念，通过让学生死记硬背，形成了人们的世界观，也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 很多人即使到了北美，仍然抱着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享受着西方文明的成果，但是从心里仍然敌视西方文明。 这些人就是到死也无法融入西方社会的竞争文化，反过来抱怨社会不给他们机会。 就这样，大多数人因为缺乏历史知识，在无意之中被定格在奴隶思维中。 而且，很多奴隶思维的人到了北美，进入了一个自/由人之间进行激烈竞争的环境。 这时候，奴隶思维的人想成为社会的主流，那只能是笑话。

当然，少数人还在继续学习，深入学习历史的来龙去脉，开始逐渐认识到历史的真相。 这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起因，根本不是中国弱，是清廷违反了“国际法”，是中国不守国与国交往的规矩。 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清朝官员随意关押英国人，并且背信弃义，大家约定好的事情不履行。 而义和团则杀掉很多传教士，引发西方列强的抗议和赔偿要求。 但是，清廷反而变本加厉，伙同义和团进攻使馆区，尤其是德国公使被打死，导致了八国紧急磋商，拼凑了“八国联军”共同出兵。 现在人们都知道，保护自己的领土（使馆范围等同于领土），解救自己被围困的使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能。 可以说，即使现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绝大多数中国官员都不知道“国际法”为何物。 那么，慈禧和清朝官员对于国际法的无知和蔑视，也就更不用说了。清廷伙同义和团围攻使馆、打死其它国家的使节，滥杀其它国家在华公民，违反了最基本的人类相互交往原则，导致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样的情形就像一个弱者不守规矩，表面上要跟强者处理好关系，但实际上要杀掉强者的孩子。 而且，这个弱者不仅招惹一个强者，后来惹急了八个强者。 结果，强者共同行动，抓住弱者痛揍一顿。 然后，这个弱者回到家里，不说自己没事犯贱，反而跟自己的奴隶说是强者“恃强凌弱”。因此，他要求奴隶们更加努力劳动，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那么，对于多读一些历史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汉族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主要受益者。 在鸦片战争，广大民众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而即使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导致中国对各国的巨额赔款，但是西方逼迫清廷打开大门，大量庚子赔款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办教育，在思想上开始解放受压迫奴役已经很久的汉族。 很快，汉族实现了觉醒，摆脱了满人对汉人的奴役，达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列强是汉族民众真正的朋友，对汉族的益处远远大于危害。

“独立人”思想是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得来的。 一个汉族人如果能够意识到清朝的本质，是野蛮的满族人入侵中国，屠杀和奴役汉族人的朝代，那么就开始脱离奴隶的思维了。 那么，作为一个汉族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审视性地回顾汉族2000多年的历史，就会形成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在历史上，汉族的主要敌人是胡人、蒙古人、后金人、俄国人和日本人。 这些野蛮民族通过屠杀、奴役汉族人，占领大片曾经属于汉族的领土，让汉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中。 胡人灭掉汉族的行动差点成功，而冉闵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个人之勇武，挽救汉族于危亡，所以冉闵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歌颂的民族英雄。 后来，类似于冉闵的岳飞、袁崇焕等人被杀，间接或者直接导致蒙古人和后金兴起，成功地实现了对汉人的屠杀和奴役。 这导致中国古代史上，汉人经历的两个最黑暗、最耻辱的时期。 那么，西方列强则借助一系列的事件，逐渐进入中国，改变中国的面貌，成为汉人的外部支持力量。 尤其是庚子义和团之乱后，山西杀光了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和教民。当时，在山西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义和团的主要问题是愚昧，愚昧导致了义和团滥杀无辜。 那么，既然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而义和团的罪行又必须得到惩罚，那么就拿庚子赔款的钱建学校，用教育来消灭愚昧。他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山西大学，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 从此，山西的教育水平在国内进入领先行列，山西大学后来在民国时期，成为一个思想汇集的重要学校。后来，山西成为民国时期的模范省，民众日趋富裕，社会安定，当时的社会治安目标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后来，山西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除了庚子賠款建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等學校之外，教會學校也在其他地方獲得快速發展。 尤其是美國教會和慈善機構為主力，促進中國民智開啟，直接促成了清朝十年後的瓦解。 通過開啟民智，從清朝到民國大體上實現了和平過渡。 到1951年前，中國有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大學、嶺南大學（廣州）、華中大學、華西協和大學、湘雅醫學院、協和醫學院、輔仁大學、震旦大學、津沽大學等知名教會大學。 其中，僅聖約翰大學就培養了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林語堂、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潘序倫、施肇基、王正廷、經叔平等知名人士。 而東吳大學法學院更是彙集民國時期最優秀的中國法學界人物，1946年東京大審判，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東吳大學法學院。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可以說，美英是漢族的朋友，扶助漢族擺脫了自己的主要敵人的奴役。 後來，美國作為中國的主要盟友，以堅定的立場與中國人並肩作戰，打敗了日本；1969年，中蘇珍寶島戰爭後，蘇聯準備動用核武掃平中國的主要城市，提前通知了美國。勃列日涅夫沒有想到，雖然中國在朝鮮和越南與美國為敵，讓美國損失慘重，但是，美國立刻通過公開媒體告知中國，並且在私下裏，嚴厲警告蘇聯不得對中國動用核武，否則將對蘇聯134個戰略目標發動核打擊。 就這樣，美國再次保全了中國。 而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美國也是大力支持。 在1980年代後期，美國甚至準備把先進的f-16戰機賣給中國大陸，後來因為8的平方，美國才開始限制對於中國的高新技術出口。 可以說，美國一直是中國民眾（以漢族為主體）的朋友，具有最高級別的優質信用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