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是愛的基礎，也是愛的導向。 一個家長如果愛自己的孩子，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從小培養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 只要這件事能夠做好，孩子的物質條件不重要，孩子上什麼學校不重要，家長的方式是慈祥還是嚴厲也不重要。而家長如果要教孩子明辨是非，首先自己要學會明辨是非。 《盲區》中的白人母親，就是因為看到邁克爾無家可歸，覺得這樣是錯誤的，必須讓這個孩子有地方睡覺，開始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她在跟自己的富有白人朋友們交往過程中，發現她們的觀念是錯誤的，所以寧願跟她們發生衝突，離開她長期以來熟悉的“社交圈子”，也要做她認為正確的事，讓邁克爾得到家庭的溫暖。 在這個過程中，白人母親的各種行為看上去都非常感性，但是在關鍵的地方，都是按照公義的標準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她不是慈善家，而只是一個母親，所以她只收留了一個孩子，一個她覺得很可憐、她希望收留的孩子，然後培養他。 而她既然收留了這個孩子，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那麼按照是非的標準，她也就要為這個孩子做出犧牲。 當然，因為孩子已經很大，不需要她的時間上的付出，那麼她的付出是，寧願得罪自己所有的朋友，也要保護這個孩子。 那麼，她在教育這個孩子的時候，同樣是以言傳身教，加上感情引導，告訴他如何分辨正確與錯誤。 而她自己為孩子做出的犧牲，和她對孩子的引導，這兩方面本身只是對於是非觀念的實踐，但表現出來就是她對孩子的愛。 而她出自於公義的愛在開花結果後，感動了世界，也成為更多人的榜樣同樣。 那麼在中國，缺乏公義概念的民眾，以為自己可以通過不義的手段，獲得他人的財物。 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己怎麼樣獲得不義之財，也會讓別人怎麼樣把這些不義之財搶走。 打土豪、分田地三十多年後，人們才開始理解到“均貧富”這種不義的方式，最後導致的是共同貧窮和更大的社會不公，所以人們開始認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在這個社會中，大多數的人自己都有手有腳，都知道該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好的生活。 所以，人們擁護“多勞多得”，希望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更多的報答。

但是，沒有公義的保障，人們開始陷入另外一個絕望的極端。 “打土豪、分田地”的本質是，把樹砍了，然後大家都窮困。弄了半天，大家發現自己活不下去，在絕望之中要求變化。 所以，人們開始“種樹”，希望通過“多勞多得”最後收穫“桃子”。 但是，最讓人們感覺到痛苦絕望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工作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越來越窮困，而不工作、不創造價值的人，卻過著逡掠袷车纳睢Ｈ藗儾环磳ω毟徊罹啵癖葼� 蓋茨、袁隆平這樣的人，人們都認為他們應該成為富人。 但問題是，比爾蓋茨在美國能夠成為富人，袁隆平卻成不了富人，而陳景潤更是常年在6平米的小黑屋裏生活和工作，然後英年早逝。 這是因為，沒有公義做基礎，社會仍然是“偷搶桃子”的人得利。 到後來，民眾繼續退而求其次，不怕自己窮、自己累，只是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少許公平的待遇。 但是，公平正義只是一種概念的舶來品，從來沒有在中國整體實現過。 西方發達國家在西方知識份子階層在追求真理與正義的過程中，順便為本地的民眾爭取平等的權益（就像傳教士到中國，順便在衙門裏幫助教民打官司），最後達到相對公平的結果。 而這樣的公平榜樣，讓中國民眾有了盼望。 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這種公平只是“水中之月”。 因為，西方知識份子在追求真理和正義，而中國讀書人則追求“顏如玉、黃金屋、人上人”。 追求真理和正義，自然是“向下看”，服務民眾、引導民眾，強化地方性的社會模式；而追求“玉顏、金屋、聖人”的中國讀書人則“向上看”，強化極/權的社會模式。 另外，由於“向上看”的人（不論紅臉還是白臉）才能公開表達觀點，整個社會民眾的利益就被故意遺忘或者忽略，民眾在孤獨苦悶中生存，變得越來越絕望。

那麼，什麼是“生不如死”？ 鄭民 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鄭民 生情緒的冷靜和行為的冷酷，都表現出他事先已經進行過深思熟慮。 對於他來說，當他決定對孩子舉起屠刀的時候，就已經抱著必死的決心。 而且，死亡比生存更加容易，容易的太多，所以他要讓自己的死亡增加一個難度。 對於不是人來說，自己死亡並不可怕，人們擔心的是對親人的影響。 為了不讓親人傷心，人們只能掙扎著活下去。我們在看電影電視劇的時候，有專門一些情節對付“亡命徒”。在抓住這些對死亡沒有任何恐懼的人之後，審訊者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拿這些亡命徒的家人愛人做要脅，最後逼他們就範。 那麼，在鄭行兇之前，他考慮過對家人的打擊嗎？ 考慮過他的行為對家人造成的後續影響嗎？從他犯案方式，以及犯案後的羈表現分析，相信他肯定考慮過，而且應該是充分考慮過了。對於社會的報復心理已經遠遠超過對親人的顧慮，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絕望狀態。作為鄭民 生這樣受過正規醫學教育（救死扶傷）的人，哪怕對社會還有一點點希望、哪怕還有一點點對於親人的掛念，都不可能走到殺孩子這個地步。 這種絕望到極點、冷酷到極點的行為，是極其可怕的。 他的行為首先反映出，在這個是非不分的社會中，人們都是按照工作好壞、是否有錢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有桃子”），而不是按照這個人工作的態度，工作的成果衡量人（是否“種桃子”）。如果對他的描述屬實，作為醫生態度好、不收紅包本身就是工作的成果，對於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醫療意義。 但是，當他失業下崗之後，自己想開运驳貌坏脚迹顦O其貧困；而且沒有人真正去關心他、理解他。 更重要的是，現在人們都在批判醫生（實質上的弱勢群體），柿子撿軟的捏，罵醫生沒有醫德。在世界上，不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其他大多數窮國，醫生都是備受尊敬的職業，一個合格醫生拿自己的工資，就能成為社會中的富裕階層，過上不錯的生活。 但是在中國，人們把醫生當民工，很多醫生的工作負擔可以超過西方醫生的好幾倍。而且，醫生如果不收紅包，基本上都是窮人，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這就是醫生的真實社會地位！

一個醫生的前期教育投入巨大，本身做著“高精尖”、體力與腦力消耗巨大、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最後拿著比技能型農民工都低的工資，然後患者想讓醫生達到很高的詳鄿蚀_率（國外的誤月释瑯右埠芨摺Ｒ粋專門解決疑難雜症的國際知名的日本醫生說自己的醫療誤月蔬_到2/3左右。 而患者為了剩下的1/3的機會，千里迢迢到日本，花鉅資請醫生看病）。 如果醫生誤裕絹碓蕉嗟幕颊呒覍倥龅揭稽c小事就跟醫生吵鬧，一些患者家屬遇到在醫患糾紛時還動手打醫生。 對於醫生來說，這樣的要求和行為的正當性何在，社會公平何在? 或者說，暴/民懦夫們不是要求增大財政對公平醫療的投入，不想著解決醫療系統的問題，解決藥價高的問題，解決醫院的問題，並提高醫生的工資。 結果，反而是把矛頭指向在痛苦中掙扎的醫生群體，都在指責醫生，說醫生收紅包，通過多開藥收黑錢。 人們不拍著自己的良心問，這是醫生的錯嗎？對於很多兢兢業業工作的醫生來說，不論在收入待遇、社會輿論、還是工作壓力各個方面，這是個多麼令人絕望的社會。 更重要的是，沒有人呼籲醫療行業內部的公平，讓態度好、不拿紅包的窮醫生，也有自己的一點點生存空間。 多說一句，態度好本身就意味著關心患者，關心患者的大夫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技術，即使起點再低也應該能夠成為合格的醫生。所以，對於鄭民 生來說，就是做一個窮醫生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一個老老實實工作的勞動者，一個擁有二十年工作經驗的醫生，一個喜歡孩子、經常帶其他人的孩子玩的鄰居、一個外表乾淨體面的人，最後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自己的家庭、沒有朋友。 而對於鄭民 生來說，這是一個讓人絕望加絕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