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 民生可能將成為歷史性的標誌，一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形態的人。 當李自成繞了個彎子，並且主動出擊之後，突然找到了崇禎的“軟肋”，發現崇禎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崇禎就像是螃蟹，外殼看上去很硬，而且有很強的“鉗子”，但是繞過這些堅硬的地方，找到縫隙鑽到崇禎的“殼子”裏面，就會發現他軟弱到極點，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夠把崇禎的老巢端掉。 那麼，鄭民 生更加聰明，主動發現了社會的“軟肋”。 當人們談著現在已經不是冷兵器時代的時候，他輕輕地用一個小刀，就把人們堅硬的殼擊碎，讓人們體會他體會了十幾年的絕望與無助。 在5年前，人們津津樂道於“超限戰（打破一切道德底線的戰爭、實質上是恐怖主義）”的時候，認為恐怖主義可以作為一種方式與美國這樣強國對抗。但是，人們沒有想到，美國並不怕“超限戰”，因為美國憑藉強大的資訊和武器系統，把恐怖主義打得落荒而逃。 而在中國，為“超限戰”叫好的人們，自己卻開始品嘗“超限戰”的苦果。 什麼樣的文化結什麼樣的果子。 當整個社會把正義、良知、同情心視作無物的時候，必然要遭到相應的報復。 對於很多人來說，楊 +普遍被認為是英雄，而鄭則被人們痛恨。 憤怒的人們在說，有本事像楊 +那樣去找“冤頭債主”，殺小孩子算什麼？但實際上，楊 +這樣的英雄對社會的意義並不大，鄭的行為才真正地震撼社會。 因為，中國社會主要由懦夫組成，無數的懦夫希望英雄替自己出頭，為英雄叫好。 但是，懦夫們的目的是讓英雄做“炮灰”，然後自己能夠輕鬆地“摘桃子”。而鄭作為真正具有準確社會洞察的人，擊中了人們的痛處，逼迫人們必須正視現實。 走向張獻忠的路，是整個社會共同鑄就的。

目前，中國社會必須選擇賈樟柯或者鄭民 生。 觀察賈樟柯的歷史軌跡，從汾陽到太原再到北京，可以說是帶著一種心理傷痛拍電影的。 他本人拍電影的過程，就是心理療傷的過程，通過《小武》表達出自己那種內心的孤獨無助的情感，而《二十四城記》則揭示自己內心中更加深痛的感受。 自己的孤獨和痛苦是可以通過調侃、個性來緩解的，這就是《小武》的表達方式；而當回顧起自己父輩的悲慘命撸胫谧约簝和颓嗄陼r期，父輩們每時、每日、每月、每年承受著的物質貧乏與精神痛苦的雙重心理折磨。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傷痛可以用時間沖淡，但是從父輩傳遞來的傷痛卻往往讓人無法釋懷，這就是《二十四城記》表達的內容。 這樣的深刻社會文化問題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隨著1990年代以來的政策，正在進一步深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只有通過面對問題，才能夠解決問題。 我覺得，在賈樟柯的意識或者潛意識中希望，人們能夠通過正視社會文化心理的問題，然後積極行動起來解決現實問題，讓社會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前進，“不要忽視被你撞倒的人”。 現在，“被撞倒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兩代三代“被撞倒”，這就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更像是“世仇”。 可惜鄭民 生已經不存在，不能探尋他內心深處的動機。 但是，從鄭民 生被揭示的“隻言片語”的人生軌跡和描述的行為來看，他的作為可能不僅僅是因為自己“被撞倒”，因為就憑他的外表和經驗，也可以到外地找個工作生存下去。 而他目的明確的行為，很可能是自己父輩和自己的遭遇造成的心理疊加。 而且，如果關於他不收紅包、對患者態度好的消息屬實的話，那更能夠表現出他良好的家教和個人對於正義和良知的追求，所以他就顯得“很怪”、無法和醫院的其他人“合群”。那麼，他最終對這個不公和冷酷的社會絕望之後，以必死之心來對抗這個隨意“撞倒人”的社會。 可以說，賈樟柯和鄭民 生通過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同樣的社會文化問題。 那麼現實是，人們可以批判賈樟柯、忽視賈樟柯。 但是，如果人們忽視賈樟柯，不以最小的成本和代價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就必須面對鄭民 生。 而且，鄭民 生本人只是一個開頭，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以更加邪惡的方式對待邪惡。 鄭的意義在於，讓不懼怕死亡的人們更有“創意”，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面對問題的時候，將不會選擇懦弱地自殺或者自焚，而是要做出“驚世之舉”。 “鄭民 生”一個人，再加上他的幾個獨立行動的仿效者，已經很輕鬆地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慌。 如果這些決死的人們湊到一塊，會造成倍數效應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與農民工組合起來，那麼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