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90年代之後，地方力量重新被削弱。 比如說，分稅制改革之後，大多數財權收歸中央，讓地方上失去了自主能力，地方財政連吃飯都開始出現困難，需要發展的農村、教育、醫療等項目發展不了。 1993年前後，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於是逐步重新壟斷糧食領域，並且加征農業附加稅，讓農民失去了因為糧價上漲而受惠的機會。 大量農民重新失去種糧積極性，開始離開自己的家鄉，成為流民和血汗工廠的奴工。 以打擊油品走私為開端，國家壟斷水電油氣等項目，造就了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央企，進一步將全國人民的財富吸到中央的手中。 實施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養老“地方化”，在中央拿到更多的錢的同時，大量減少了自己支出，全面把經濟負擔向地方和社會轉移。 工人下崗也是養老地方化的一部分，通過國企工人買斷工齡，背棄了自己幾十年的承諾，然後讓企業或者地方承擔社會養老的費用。而地方負擔不起大學，所以大學需要向教育部卑躬屈膝，獲得財政支持，讓思想全面受到壓制。 另外，90-1後從社會發展變成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最終形成了GDP出 官的現象，更是開始徹底摧垮農業經濟，完全打散社會經濟秩序。 農業作為經濟總量和附加值很低的產業，成為所謂地方經濟增長的“拖累”。 各地重新開始瘋狂起來，通過侵佔農田、毀掉森林草原、污染水資源等方式，進行工業區開發、礦產開發、旅遊開發。 西部大開發更是開始斷掉了中國的水源地，讓整個社會生存難以維繫。 窮困的地方建立了大量的駐京辦事處，希望通過“跑部錢進”分得一杯羹。同時，中央、中央在各地的直屬機構、各地的央企湧現出高樓大廈，開上了奧迪賓士寶馬保時捷。 而每一輛奧迪的輪胎上，都沾滿了……

民眾的心理狀態受社會經濟模式所決定。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是“少數人先富起來”。 問題是，這些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是誰？ “誰”決定社會發展的未來。 從中世紀到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主要經濟力量集中在教會手中，是歐洲最大的“財主”，而民眾非常窮困。 然後，教會讓巴赫這樣的管風琴師，通過相對輕鬆的工作就能賺很多錢。 那麼，這樣的財富分配方式對於辛苦勞作、生活在窮困中的廣大農民們公平嗎？ 很顯然，這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這種方式對於農民們來說，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同理，德國後來傾全國之力建立大學，讓知識份子們說說話就能獲得很優厚的收入，對農民來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當時廣大的德國農民們也是能夠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樂意接受的。因為，農民們雖然非常窮困、沒有知識，但是知道知識的意義，知道文化的意義。同時，通過西方的社會形態模式，西方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階層與民眾生活在一起。 因為，雖然教會和大學給這些知識份子高收入，但是教會和大學是在當地民眾的支持之下實現的，所以知識份子階層在追求知識的同時，為當地民眾服務。而知識份子階層通過思想、音樂這些載體，提升民眾的文化素質，並且將整個社會民眾的感情聯繫起來；然後，通過傳播知識與技術，持續提高民眾創造財富的能力，實現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更重要的是，通過知識份子階層的努力和影響，整個社會的民眾形成喜愛學習、喜愛藝術的習慣，而這種習慣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另外，當地的知識份子必然為本地的利益鼓與呼，引導當地民眾的發展道路。 通過這樣的社會結構，大多數民眾雖然總是處於窮困之中，但是因為文化知識給人帶來的希望，民眾的心態大都處於健康積極的狀態中。 而當地方這種利益關係被打散的時候，那麼民眾就會陷入絕望之中。

當西方通過強大的中小城市社會經濟結構，穩定住主要社會群體的時候；中國則通過瓦解中小城市經濟，創造出一個絕望的文化。1990年代之後的幾乎所有政策，都是朝著鞏固中央，打散地方利益關係而進行的。 當農民因為種田無利可圖，紛紛離開土地到沿海打工的時候，衰敗的不解決是農村，更是中小城市和縣城；當地方財政失去收入來源的時候，就必然要採取急功近利的方式弄錢維持，而中小城市和縣城的教育、醫療、養老開始完全潰敗；當大學必須仰教育部的鼻息才能夠生存的時候，大學生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自然也就忽視了中小城市和縣城；當GDP出 官的時候，官 員們可以為了發展房地產，讓幾乎其他所有的產業陷入蕭條，來保房地產或者工業區的GDP數字，然後獲得升遷。 在中國這個窮國，當大量資金聚集到沿海核心城市和地區，那麼中小城市和縣城，尤其是中西部廣大地區的這些地方，就成為被資金遺忘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中小城市和縣城的人們，實際上被1990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所拋棄。 因為沒有了農村人口，這些中小城市和縣城失去了社會基礎；因為沒有了錢，這些中小城市和縣城失去了經濟動力。 打個比方，當珠三角的東莞、順德等地因為巨大的農民工洪流創造出來的財富，迅速建設起各種高檔設施，並且形成大規模的服務業的時候，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和縣城在迅速破敗，人們無路可走。 賈樟柯電影《小武》中的小武，就是這樣無路可走的人群中的一個代表。 小武也是有“技術”的人，如果有技術型經濟的話，那麼小武那雙靈巧的手也能夠得到價值的發揮。但是，因為縣城經濟日益破敗，小武除了當小偷，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小武一天到晚無所事事的行為，表現出絕望的心理狀態。 在過去十五年左右，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和東莞蘇州等沿海加工業發達城市的迅速膨脹，似乎表現出中國“大踏步”的經濟增長；但是，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整個中國社會的絕望狀態。 因為，在這些城市的新增人口中，有知識、有技能、收入比較高的所謂白領或者中產階級，大多數都來自於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縣城，包括賈樟柯。 其中，還在關心自己家鄉的人們，大多數必然深痛地感受到家鄉所彌漫的絕望氣息。 人們在這些大城市的巨大壓力下求生存，承受著種種因為家庭出身、戶口、口音等各方面的種種不公，不是因為人們特別喜歡大城市，而是因為人們已經無法回到自己家鄉那種絕望的環境中。

在將來，如果賈樟柯能夠被認為是中國這個時代的偉大導演，是因為他以個人熾烈的情感，準確刻畫了中小城市和縣城像“小武”這樣的絕望人群的生存環境和心態。 在中國，漢末、唐末、元末、明末、太平天國等歷次“農民起義”，從整體上看是失地農民形成的“流民”，但實際上真正的領導者並不是農民。 因為，農民生長的環境特點決定了農民們的“小富即安”思維，只要有一口飯吃就非常滿足。 而即使是所謂的“農民起義”，農民們的理想也就是能夠分點田，過上溫飽的日子。 現在的農民工是同樣的心態，出來打工能夠多賺點，回家種田能夠吃飽飯。 而只有那些家裏已經城鎮化，或者因為土地流轉而導致完全失地的農民工，才會被逼上“絕路”，成為絕望人群的一份子。 無論如何，農民工都是一個被動的群體。 那麼，在歷次的農民起義中的主要帶頭人，比如說張角、黃巢、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等人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出身。他們的特點都是有一定的知識或者生活閱歷，同時能夠貼近農民和流民，瞭解農民和流民的心理狀態。 所以，他們都能夠根據流民的心理，提出吸引流民的口號，給流民們以希望，然後快速形成強大的勢力。 另外，他們嗜 殺的特點，一方面與社會不/公和社會暴、力酷刑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他們本人的絕望狀態，長期絕望的狀態，再加上內在的狠毒，形成了他們濫殺無辜的特點。 賈樟柯在拍攝小武的時候，那是十幾年前。 而在這十幾年，中小城市和縣城越來越陷入絕望的狀態，從失望走向絕望麻木的過程。 但是，人們把電影當作“娛樂業”、“娛樂圈”，並沒有去認真思考賈樟柯電影的藝術追求（真善美的追求），所以有不少人批判賈樟柯的電影，認為賈樟柯拿中國不好的一面討好外國人。 而在虛幻中生活習慣了的人們，失去了對於賈樟柯這種對於現實的反映與思考的反應和思考。 所以，人們沒有動力積極去解決賈樟柯電影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