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組織方式支援健康的社會發展。 英國、美國、德國等引領世界發展的發達國家，都擁有很強的地方權 力機制。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是不同州（小國家）聯合的產物，各州擁有很大的自主 權，雖然聯邦政府的權 力在過去一百多年擴大了很多，但是仍然無法形成“大一 統”的局面。 而且，每個州都非常重視自己的權 力範圍。 這些地方權 力機構主要對本州的民眾負責，並且在聯邦範圍內更多地為爭取本州利益而努力。 那麼，在各州、各市鎮，人們自發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相互幫助的社會機制。 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中，每個市鎮通過自身獨特的優勢，形成自身的經濟。 在經濟咿D過程中，人們獲得相對公平的待遇，而且弱勢群體受到額外的關注。 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城鎮中，人們之間相互熟悉或者認識。 如果某個人遇到問題，人們會來關心、支援這個人。而且，當地的教堂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創造互愛互助的氣氛，人們形成溫情的紐帶。 同時，社區中心、學校、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活動設施，為人們提供精神上的食糧。這些產業經濟、公告設施與社會組織都是社會的“穩定器”，幫助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從事自己喜愛、擅長的工作。 這樣的結果是，從小城鎮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再到州，再到聯邦，每一層的社會都緊密地聯繫起來。 這種狀態就像一個系統完善的神經系統，由功能正常的周圍神經系統支援完善的中樞神經系統。 然後，以中樞神經系統為核心，通過對不同的機體部分發出準確、明確、及時的回饋指示，調整整個機體的功能活動，使機體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維持機體與外部世界的平衡狀態。 比如說，德國由中小城市為主要基層系統，而美國則越來越以大學為主要的基層系統，維護社會的咿D與發展。 從這個意義來說，德國的發展地區性更均衡，更傾向於做精中小企業，更偏技術與實踐；而美國的不同地區發展的特點更鮮明，更傾向於做大企業，更偏重於思想與知識。

而中國“流民社會”的形成，關鍵在於皇帝“吃獨食”的模式。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是中國文化最燦爛的兩個時期。 而這兩個時期無一例外，都是所謂“軍閥割據”的時代。 人們似乎總覺得“軍閥割據”不好，但從中國文化的表現上，已經表明軍閥割據的實際優點。 雖然地方軍閥對不同地區進行割據佔領並不值得稱頌。 但是軍閥割據所代表的，則是以地方為主導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結構。 關鍵問題在於，各地軍閥為了個人的利益，各種相互勾心鬥角和戰爭，導致生靈塗炭，使中國無法像美國那樣成為“合眾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經驗主導的“絕望者”利用軍閥之間相互猜忌的特點挑起軍閥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然後自己從中漁利。 比如說，通過號召民眾抗日，自己在抗戰八年中從將近被殲滅的幾萬流寇，發展成擁有上百萬軍隊、裝備精良的正規軍。 1949年之後，毛借鑒朱元璋的方式，對全國進行“大一統”，消滅地方勢力。 廣東就是地方勢力遭到肅整的典型，因為葉劍英救過毛的命，所以毛對葉劍英態度很好，但是通過大規模清洗肅整廣東幹部，打掉地方上的不服從者，中央完成了對全國的全面掌控。 當地方力量被打散後，沒有中央的意思，地方上就只能坐以待斃。 這就像一個人只剩下中樞神經系統，而負責軀體的週邊神經系統（各省市獨立的行政機構）和負責內臟的神經系統（大學等）完全被摧垮，那麼整個人進入思想瘋狂、行為麻痹的狀態。 思想瘋狂的狀態是，“最高指示”可以很快傳到邊遠的地區，大煉鋼鐵和“畝產萬斤”不論多麼瘋狂，都能夠很快讓科學家來驗證，並且引發整個社會的瘋狂參與；行為麻痹在於，不論工業和農業，都難以正常進行生產建設。 工廠咿D可以隨時因為“鬧革 命”而停止，不管產品的品質成本效益等標準，而農業受到的影響更加嚴重，讓絕大多數人連溫飽都解決不了。

改革開放後幾年，中國因為各省的特色政策，開始了迅速的經濟恢復。 當時，葉劍英作為打倒四人幫的決定性力量，將當時在廣東的胡 耀 邦調到中央黨校副校長。 胡 耀 邦反對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認為毛“一句頂一萬句”這種口號桎梏民族的創造力，因此從中央黨校開始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在《光明日報》發表該文，引起全國性的激烈討論。 當時，反對胡 耀 邦的力量非常強大，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到中 組部上班後，胡 耀 邦說，只要證明是錯的，都應該平反。 到1984年底，中國最終平反糾正了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 他還“改正”了“反右”邉又械�f“右派分子”。有人說改正得太多了，胡 耀 邦回答，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麼不嫌多？ 胡耀邦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說，中央書記處的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歲數太大了。他還說，“幹國家主席幹一輩子，幹到最後一口氣，怎麼能不產生個人崇拜……”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被明確地寫入黨章。興奮的胡準備自己去實踐它，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十二大一散會，他就跟我說，十三大後，他就退下來。”。 在這次黨代會上，中 共有步驟地實現了高級幹部的新老交替。在當時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而最年輕的胡鍧挥�q。通過這樣的新老交替，地方上的力量開始得到扶持。 1979年，安徽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當時主政安徽的萬里壓力頗大，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要吃米，找萬里”，以此作為支持。當時，與安徽齊名的是四川的“要吃糧 找紫 陽”。另外，胡耀 邦到江西考察，見到當地一位因為搞“包產到戶”而受批判的地委書記，對方彙報說，當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說：“不多嘛。” 另外，他對當時主政廣東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項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力量，也是不遺餘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關於特區的批評甚囂塵上，有人說特區是“租界”，他回應說，“主權在我，怎麼是租界呢”。就這樣，通過胡 耀 邦的一系列措施，地方力量得到發展，經濟開始全面復蘇，社會活力被釋放出來。中國從絕大多數人吃不飽，變成了大多數人口能夠吃上大米、白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