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流民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表像下，人們實際上是極端自私的“一盤散沙”。 普遍來說，東亞人都非常勤奮刻苦，在世界上都“有口皆碑”，給人感覺似乎東亞經濟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實際上，這是一種假像，是東亞的“集體主/義”與現代文明模式相去甚遠的緣故。 現代文明的特點是，孩子開開心心地玩；而東亞“集體主義”的特點是，孩子非常勤奮地讀書。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經濟增長應當是民眾幸福的手段，或者是民眾幸福的結果。比如說，印度有很多人非常懶，懶到身無分文，下頓飯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仍然逍遙的生活。 因為大量這樣的人口的存在，讓印度經濟整體上一直很差。 如果從這些個體來說，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所選擇的，也就是最幸福的，所謂的經濟增長與他們毫無關係。 但是到了東亞，這種生活方式就要被其他人所干涉，讓這些人無法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因為，東亞的國家和地區為了經濟增長，為了“國家富強”，就要對這些人進行“口誅筆伐”，讓這些人無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 那麼，不論是中國的鐵路，還是東亞的社會，都反映出“集體主/義”這種非/人的環境，為了所謂的經濟增長可以犧牲掉大多數人的自/由選擇，讓人們被迫成為“隨大流”的“羔羊”。 那麼，“集體主/義”這種非人文化的作用越強，權錢就越成為人們重視的東西。 因為，只有那些有權、有錢的人們才會被認為“有資格”成為獨立的人，然後用“集體主/義”去壓制約束其他大多數的人。 所以，家長們從小就要求孩子要拼命讀書，然後“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商”，擠進權貴們的行列。 在一個社會中，人們的權/利總量是相對固定的，如果大多數人因為集體主義而不得不忍受非人的待遇時，那麼少數人成為權/貴，脫離“集體主義”之後，也就開始享受“超人”的待遇。 然後，這些“超人們”就開始隨意制定政策，瞎投資，亂花錢，通過這些方式掌控“集體主/義”的人們。 比如說，日本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蕭條，就是有/權的人群制定金融政策，有錢的人群信心膨脹，然後把整個國家的資源投入到夕陽產業和房地產泡沫中，然後大多數人辛辛苦苦賺的錢打了水漂。 朝/鮮更是集體主/義的樣板，每過幾年，民眾為了“集體”沒有飯吃而大規模餓死，同時“太陽”則有很多行宮、火車專列，每餐必最奢華頂級的美酒佳餚。

而當德國人尊重個人的個性發展的時候，每一個相互獨立的人更加具有團結互助的意識。 所以，養花為了別人看，就是這種獨立思想共同彙集成為團結互助的集體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每個思維獨立的個體，在爭取自己權利的時候，也就最終彙聚成整個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這樣的社會中，有權有錢的人們跟其他人無法為所欲為，只能做自己分內的事情。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激勵了無數人，讓光著腳、幾個人共用一條槍打仗的美國“軍隊”打敗了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英軍。 美軍和英軍的戰爭結果，就是個人的獨立精神煥發出來的巨大力量與“集體主/義”的英軍形成“強弱轉換”的結果。 而在美國，不論多麼有/權，或者多麼有錢，都必須按照“優勝劣汰”的規律辦事。 因為，大量獨立思維的個體存在，在暗中磨練自己的意志、提升自己的能力，緊緊盯著權/貴們的弱點，隨時準備出擊，搶佔權/貴們的“地盤”。 所以，權/貴們必須也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並且在重大事情上小心謹慎，防止被“後起之秀”淘汰，這就是把“權/力關到蛔友Y”的意義。 因此，最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在國家層面的社會經濟政策制定、企業層面的投資決策過程、個人層面的慈善互助行動，都要盡可能思考長期利益。 因此，美國的社會經濟政策犯的錯誤比其他國家的更少，美國企業能夠成活下來的更多，所以美國成為超級大國。而“毋/寧死”的思想，是通往美國（以及戰後美國控制的德國日本）的道路，而“集體主/義”思想，是通往朝/鮮的道路。

在中國的流民社會，眼前利益更是讓人們瘋狂。 因為有了錢，人們就可以從擁擠不堪的硬座車廂補票到臥鋪車廂，或者軟臥車廂，在眾人羡慕的眼光中去臥鋪舒舒服服地睡覺。 實在不行，找個大城市下車，直接買飛機票回家。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賣拐”的甚至可以自己買飛機，飛機去哪兒，哪兒就可以是自己的家。 所以，人們表面上說的是“集體主/義”，為了他人而奉獻；而人們實際上在想著，通過獲得權/錢而脫離“集體”，享受“非集體”的名利雙收的待遇。所以，人們的生活都在演戲，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心理和行為上卻完全相反。而且，流民更加注重眼前，可以短視到“見了棺材也不落淚”。 而且，社會財富在一定時間總是相對固定的，一個人多了往往也就意味著另外一個人少了。 而對於流民來說，自己的利益少了就可能意味著被餓死。 所以，流民到處流浪，根本不可能進行建設，也就是說沒有人去“種桃子”。 所以在流民社會中，文化傳統就是從他人那裏“偷搶桃子”。 人們的目的是成為“非集體”的權、貴，享受“超人”的待遇。 而過去50年的經歷， 大量中國人則認清了“集體主、義”的本質，再加上流民社會的形成，因此人們變得極端自私與短視，更加變本加厲地傷害他人的利益，達到自己弄到錢的目的。 另外，流民無法與社會建立起感情紐帶，所以變得極端的自私、冷酷與短視。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文化環境形成了。 不論生產一般的產品，還是建設大型工程，流民思維都在發生作用。 每個官員上臺後，建幾個地標性建築，演一出戲，然後就想方設法升遷，離開本地到外地高就。 如果一般民眾叫做流民的話，那麼這些官員就是“流官”。 然後，下一個官員再把過去的建築扒掉，弄新的建築。 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築的品質就無人關注，因為反正也是要很快扒掉。 同時，流民思維的房地產商想方設法偷工減料，然後做出夢幻般的概念，忽悠渴望“紮根”的流民們。 同時，流民企業老闆生產出產品，賣到缺乏監管的市場中，賺取利益。 當然，出口到歐美日的產品必須要盡可能達到最高標準。 因為，歐美日的客戶是非常固定的，一單做砸了，以後就沒有生意了。 而且，歐美日客戶的檢測標準很高，所以老闆們為了眼前客戶收貨，以及稍微持久的利潤，也不得不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流民社會這個文化環境中，即使再努力提高產品品質，也只能在國際上做“質次價低”的產品。

流民社會的文化特點就是“賭一把”，或者說“一錘子買賣”。 在流民社會中，因為人們都沒有心思“種桃樹”，而是想方設法“偷搶桃子”，所以人們的“賭徒心態”反映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全民炒股”、“企業炒樓”、“富人賭博”等等各種賭博行為，都是不想“種桃樹”，而只想“摘桃子”的表現。 現在，不論企業、富人還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把所有家當都壓在這些“賭局”上面，目的就是通過“擊鼓傳花”的方式達到“不勞而獲”、賺快錢的目的。 在流民社會文化中，人們追求的“做戲”，基本上沒有人踏踏實實去做事。 在音樂領域，80年代孕育的、90年代發展的一些音樂苗子，在流民社會中被完全衝垮。 這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社會，連SB會都要抄襲別人的作品，結果沒想到給“國際規則”了，付出的3億日元版權費可以找全世界最優秀的作詞作曲家團隊進行創作了。 中國食品業就是在流民社會的文化環境中，成為文化影響的“重災區”。 雖然有些食品企業已經做得很大，但是老闆仍然秉承著流民的思維方式，不顧一切地往裏添加各種東西，只要吃不死人就是好食品。 因為，對於這些流民思維的老闆來說，能多賺一點錢就多賺一點。 那麼，如果民眾中毒，企業被揭穿怎麼辦？ 那麼，就像謝國忠所說（大致意思），日本老闆破產後自殺，中國老闆改名換姓出現在夏威夷。那麼，這些人本質上就是“流寇”，有武力的人通過搶、沒有武力的通過偷，把財富盡可能集中到自己手中。 然後，如果出現問題，就成為國際流民，拿著錢和外國護照到歐美發達國家生活去了。 那麼，剩下的流民怎麼辦？ 我們知道，流民的特點就是有今天、沒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大家都在進行著戲劇式的“狂歡”：雖然知道自己吃的食品有毒，但是人們仍然在胡吃海塞；雖然知道自己買的房子可能隨時突然倒塌，但是仍然在拼命地高價購買；雖然知道到處都是謊 言，但是仍然信以為真，或者假裝信以為真，然後自己也說謊也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