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基石，基建投资、城市消费和出口加工的基础都是廉价的农民工。 但是，农民工忍辱负重干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或者尊重，而城市和产业实际上在排斥农民工。 那么，感性的农民工们只剩下一个理性的目标，就是“为钱干活”，然后赚钱走人。 当然，为钱干活的前提是，预期自己收到的人民币值钱，能够交换到其它的合格产品。 那么，一旦通货膨胀加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停止工作而纷纷返乡，那么现有经济完全瘫痪，现有的经济结构将完全瓦解。这就像“楼倒倒”，表面看上去城市经济很漂亮，但是基础没有了，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轰然倒塌。 再打个比方，现在有的富豪买了法拉利保时捷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开起来很拉风，摆在那里很有面子。 但是，这些豪华跑车是需要维护的，如果没有人给他们维修维护，那么他们的车很快就会在那里趴窝，从豪华跑车变成摆设。 城市、出口、基建投资也一样，如果没有2亿多农民工的辛苦劳动，所有经济都要停止。北京前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都遇到农村来的保姆、家政回家过年，导致保姆荒、家政荒，很多人立刻觉得非常不方便。 而这只是短时间、个别行业的农民工减少，就造成诸多的不便。 而如果通货膨胀加剧，农民工觉得在城市中打工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就是城市和供应的系统性瘫痪。 企业老板、城市居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要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给农民工大幅提高工资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如果给农民工大幅提高工作，那么就意味着出口加工业无法维持、城市运营无法维持，铁公基的维护也无法维持。 那么，这个以农民工血汗为基础，通过榨取农民工的人口红利的“摘桃子”经济也就完全瘫痪，并且瓦解。

2010年开始，农民工正在从有工作的流民群体，大规模向无工作的流民群体转化。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农民工如果失去了城市的工作，大不了回农村种粮食。 但实际上，如果分析农村经济，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可以说，大多数农民工已经不属于农村。 一方面，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在城市里呆久了，即使是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中居住，也在各方面比农村方便。 所以，很多人更愿意留在城市，这是心理上对于城市的依附。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土地很少，老人和妇女就足够照顾了那一点土地，这让农村的青壮年劳力根本无工作可做。 另外，近十几年因为铁公基而进行的大量征地、农村土地流转而导致土地大规模集中，让大多数农民工实际上“无土可归”。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所有农民工返乡，那么农村人满为患，农民们都无所事事，然后聚集起来。 那么，如果民众如果聚起来没有建设的事情可做，那么往往就会把精力用于破坏的事情上，这实际上就等于形成110年前义和团的社会基础。 义和团的起因是民众愚 昧，于是对基督教产生仇恨。 而在现代中国的环境下，农民工还有基本的认知能力，不会陷入义和团当时的愚 昧状态。 但是，由于农民工本身就是因为在农村遭遇不公而出走，而且外出打工时，在城市遭遇到种种不公，也很容易形成仇恨的“火苗”。 而这些仇恨随着积累，再加上如果农民工因为无所事事而聚集起来，很可能就会变成群体性的仇恨。 而这样的仇恨如果被利用，将成为社会的灾难。 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每一次艰难讨薪、每一天的劳累工作、每一个白眼或者每一句恶语、每一件“开胸验肺”、每一个跳楼自杀、每一笔社保无归，都在农民心理上打下一个刺痛的烙印。 而这些心理上的刺痛积累起来，往往难以释怀，形成持久的仇恨。 因为，每一次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不公行为，都是把农民从对权力者和城市人的尊敬（从心理上觉得有利于自己的朋友或者有恩于自己的恩人）变成仇恨的态度（从心理上视为敌人）。 而农民的自卑+感性+利益的特点，就是随着对他们伤害的加深，他们的仇恨并不及时表现和释放出来，而是深深隐藏到心中。 这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逝”的状态，就是身处于最底层奴隶身份的农民的心态。 那么，对其它群体充满仇恨的人们聚到一起，很容易做出冲动的行为，这就是暴 民作乱的关键原因。 从这点来说，2009年初中央对于农民工失去工作而充满焦虑，也是有充分道理的。

三、 小城市与县域经济中的中青年：一个强国的主要标志，其实并不是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或者县镇。 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制造和服务业都集中到大东京圈。 这在短期似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让日本快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但是，如果深入日本人的生活，就会发现日本人生活得相当痛苦。 为什么？ 因为超大城市的高成本让民众收入的相当一部分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来支持超大城市的运转。 另外，超大城市似乎能够将各种资源聚集起来，形成非常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但是超大城市人挤人、高楼大厦压迫人的状况，给每个人的心理上都造成严重的损耗，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造成人力资源价值的潜在流失。 当世界经济开始转型的时候，这种“船大难掉头”的情况，让日本进入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日本财政长期透支，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以东京圈为核心的经济系统，让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各个零件都能够运转，防止出现整体崩盘。 但是，日本财政透支的状况，又进一步损害了日本储户的利益，让整个国民经济为大城市、大工程、大亏损买单。那么，日本这种“赶超型经济”的结果，就像给孩子吃激素，让孩子迅速长大。但是，以这种畸形的方式长大以后怎么办，日本人在最初没想过。 当然，当日本人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无可挽回了，只能花费更大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补救。而现在日本只能依靠经济上的高附加值出口，补救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问题。 或者说，通过策略上的修修补补，弥补文化导向错误引发的国家战略错误，用“小补丁”补“大窟窿”，任重道远。

虽然德国只能算是第三经济强国，但是很多人认为德国的内在实力更加强大。 而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因为德国经济不是依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的，而是通过内在实力的强大而体现出来的。 日本是通过“拔苗助长”发展起来的经济，德国是在“茁壮成长”之后形成的经济，这就是日德两国的关键差距。 这样的差距就变成了国民的生存状况差异。 而德国经济的强大体现在中小城市的发展建设上。 在德国，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当平均，大量的中小城市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小城市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 这些中小企业依靠自己超凡的质量和持续创新，保持着自己在业界的领先地位，虽然不为大众消费者所知，但是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德国的管理学家自己称其为“隐形冠军”。 而这些中心企业一方面为德国创造大量的收入来源，保持德国人的人均GDP水平；另一方面保持着非常灵活的经济能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形势下，有不同的企业获得发展。 这种“百家争鸣”、处处开花的经济模式，在应对经济困难时期，以及形成未来先导企业的模式，要远远优于日本集中力量扶植少数产业和少数大企业的模式。 因为， 当这些大企业所在的产业陷入低增长和下降轨道，整个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拖累。 当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日本的财政、金融系统都需要为这些大企业的错误方向买单； 而如果德国经济出问题，那么德国只需要对人员加大教育投资力度，让这些人再进行相关领域的创新，然后秉承德国人一贯的高知识技术、高素质和严谨认真的态度，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市场。